首页 -> 2006年第9期
精神的魅力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丁石孙：学生给我打电话，把我骂一通。他说学校的食堂办得如此糟糕，您应该亲自来看一看，来吃一顿。
记者：学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您办公室去？
丁石孙：打到我家里。
记者：打到家里来？
丁石孙：我的家庭电话在学校里是公开的。一个人要是一天去三次食堂，三次都很不愉快，那这个学生肯定要发火，学校的秩序肯定就不得安定，所以，我认为食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22年后，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这里令人惊叹的环境和管理。当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校长的能力和时代的完美配合，才使得他们生活中这一重要的场所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
丁石孙：过了两年，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的高校都可以说得上是靠前的。
记者：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对北大的食堂还是满意的。那时我经常会串着食堂吃，在这个食堂吃一个月，吃腻了换下一个食堂，转了一圈回来，觉得所有的食堂还都有各自独特的味道。现在我开始有点理解您刚才说的了，您当北大校长给自己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
丁石孙：对，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对话，这是我工作方法之一。譬如说我过一段时间会找七八个学生，而且都是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到我办公室来。
记者：是正面帮助您工作的学生？包括反对您的学生吗？
丁石孙：都有。反对我的，就让他们发表各种意见。他们对学校的改革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意见比较偏激，我就采取说服的方法，举例给他们看，用我亲身的体会。我给他们说，以北大这么个局部，做一件事情都如此困难，你们可以想想，国家要推行点改革会有多大的困难。
记者：其实您是希望让他们有一种宽容、理解、和谐相处的心态。
丁石孙：不能太偏激，而且要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和学生对话，这是丁石孙与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一位管理着上万名师生的校长来说，这种平民作风也给他带来另一种烦恼。
丁石孙：当了校长之后我就发现，校长办公室没有起校长办公室的功能，就是说，校长办公室应该能够帮助校长处理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就把校长办公室做了调整，小秘书在前头，大秘书在当中。有一次，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干部下午来办公室找我，一下就推门进来。
记者：您怎么说？
丁石孙：我说你有事吗？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
记者：我想当时他的表情肯定会很失望。
丁石孙：失望，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么说。结果他就走了，他回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你架子太大了，他说你明明坐在这儿，却不跟我谈话，你这样跟我们学生的距离拉远了，当时他对我很有意见。当天晚上我亲自回了他一封信，我告诉他，一个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科学，如果不科学，别人随时把我的事情打断，我就没法工作了。这是科学的工作态度，而不是对你个人的问题。你以后要找我，应该事先跟我约好。结果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记者：您当时的秘书一共有几道防线？
丁石孙：三道。
记者：三道防线，这种方式在当时，学生和老师们会不会有意见，觉得丁校长很有架子？
丁石孙：不会，因为我平常跟他们相处，他们都知道我没有架子。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敢对我说反对的意见。有时我做一个决定，我的秘书也敢于提出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只要他说得对，我就改正我的做法。
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符合北大的一贯气质。蔡元培校长在任时期，就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种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北大学子们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讨论。但是如何既保持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又引导他们不偏激过格，这对于数学家丁石孙来说无异于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1985年9月，刚开学不久，学生们就给校长出了一道难题。
当时由于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部分学生提出要在9月18日举行大游行，表达民意、民族感情。
作为北大校长，丁石孙主张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丁石孙：学生要上街，我就劝他们，我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我比你们要深得多，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受过害。但是外交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我给学生讲了两个钟头，我觉得采取这样的方式比较好，要将心比心，跟大家谈心。
记者：学生们当时是什么态度？
丁石孙：他们把我大骂一顿，还贴了许多大字报。
记者：您看了以后心情怎么样？
丁石孙：这倒没什么，学生当时对我非常痛恨，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理解归理解，您总得要工作的结果。当您看到您的劝说得到的是学生这种反应……
丁石孙：不，我觉得学生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刚才说我就能够得到学生的拥护，那也是我等了一段时间的结果。
那时外界对大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开始议论纷纷，一些人把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说成是追名逐利。作为最了解北大学生的校长，丁石孙说，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学生的想法就是要国家富强起来，出发点是好的。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
但是，丁石孙也明确反对学生们有过激的行动，他也向学生们强调，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安定团结。
可是，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就像家里不服管教的孩子，让他为难。1987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学生和校方发生了冲突。
丁石孙：当天晚上，大概四五千学生包围了我的办公楼，学生的情绪很激动，气氛很紧张。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等我一段时间。学生就不耐烦了，就说不要听丁石孙骗我们的话，他是缓兵之计。
我当时听了就很不客气，我说，说这话的人站出来，谁说我是缓兵之计？你站出来说话，你们想一想，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学生听了我的话情绪就稳下来了。
记者：您是在靠当北大校长好几年来积累的信誉在跟学生们说话。
丁石孙：对。
记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信誉，学生实际上也是不会相信。
丁石孙：是这样，不会相信。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包围过校长的家
1988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获得极高的声望。他经常和教师座谈，向学生们报告改革的措施；允许大面积的学生转系转专业；他还帮助学生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学生们把这段时光形容为“生龙活虎的金色年代”。
其实，从丁石孙的早年经历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也曾经是一位热血青年。
丁石孙因祖上从事贸易而家境富有，但他从未沾染不良的少爷习气。1946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几位同学组成了自由思考的“读书会”，常常在一起纵论时事，探讨哲学问题。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刚上大学二年级的丁石孙走上街头，迎接到上海接收的国民党部队。但不久内战烽火又起，这让他对国民党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