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五七干校述论（一）
作者：郑 谦
与这种劳动相配套，许多五七干校成立之初，都提出了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央办公厅干校提出“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口号。1969年建校当年，就收获水稻163万斤，籽棉4.5万斤，花生4.7万斤，养猪500口，达到平均每人每月45斤粮，半斤油，2斤肉，30多斤菜，实现了粮、油、棉、肉、菜五自给，并提出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
学习与运动。根据《五七指示》中“批判资产阶级”的要求，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五七干校还进行了各种各样、不间断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以此为中心，安排了各种理论学习。
五七干校虽然建在农村，但也必须像城里一样频繁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加之干校建立之初安置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把一些本应在原单位、在城里进行的运动带到干校，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整党建党、落实政策等等。其中的一些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初建时的文化部干校 ，“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干校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
与这些无休止的运动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路线分析”。柳河干校的“路线分析”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进行两条路线上的“忆苦思甜”；二是围绕办校的方向、道路，抓住倾向性问题，进行群众性路线分析；三是采取“一言一行一对照，一事一议一飞跃”的方法，引导学员就下放劳动中表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开展经常性的路线分析。一时间，干校路线分析风行一时，出现了“路线斗争无小事，小事之中见路线”，“言必谈路线，行必见路线”，“从阶级斗争中查革命大节，从生活劳动中查方向，从生活小节中查精神状态”等许多口号和说法。日常工作、生活中一些小事被看成是政治方向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上纲分析，搞得人人提心吊胆，谨小慎微。
五七干校初期的学习，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运动进行的“天天读”式的学习。1970年前后，干校陆续由安置干部转入轮训干部后，学员成分已主要是在职干部或一些基层理论工作者，学习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学习由“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方式，发展为比较有系统、读原著、课堂学习；学习的时间有所增加，学习和劳动的比例要么是一半对一半，要么是学习时间略多一点。1974年后还强调五七干校要开办短期轮训班，“积极为基层培训理论骨干”，“注重培养一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理论队伍”。
五七干校的理论学习带有强烈的运动色彩和实用主义倾向，这就是“坚持把组织学员认真看书学习和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当时各种名目的运动所决定。如1970年至1971年的“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时学6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批判林彪的“先验论”；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儒法斗争”，声称“五·七干校是批林批孔的重要战场”，“坚持办好五·七干校，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1975年又提出干校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挥干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到1976年，干校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三项指示为纲’”，声称“批邓是办好五七干校的动力”，等等。
插队锻炼。干部虽然在五七干校里学习、劳动，但仍未能直接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为弥补这个缺陷，干校坚持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使学员在接近工农群众中学习”，“把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插队锻炼、进行社会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不论是长期班还是短训班，干校都组织学员定期到农村插队一段时间，进行社会调查，请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作忆苦思甜报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时，向社员宣讲党的有关政策，与他们共同进行大批判。
除了以上三项基本的教学内容外，五七干校强调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生产劳动，以期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为此，干校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按部队建制以连、排、班为单位编队，设置各种条件使学员的生活接近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在干校学习劳动，破除了等级观念，不搞特殊化，不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都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过着类似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待遇平等’的集体生活”。有的文章赞美说：“进了‘五·七’干校，有千个变化，万个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由干部到普通劳动者、由‘官’到民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才真正触及了灵魂，不论你‘官’多高，锄头镰刀一拿，官架子就打掉一大半了。”“这种火热的战斗生活，同志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气氛，使许多领导干部不仅唤起了战争年代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回忆，激发了朝气蓬勃的革命劲头”，“而且进一步破除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平等，消灭各种差别，有的五七干校还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实验。1969年底，柳河干校一些学员自发地要求进行工资改革。他们表示：“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为了使我们柳河五七干校不断增长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把我们培养成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要求立即实行体现我党光荣传统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供给制”。当然，这种实验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以“斗私批修”为基本纲领，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激进的道德修炼为反修防修的基础。干校的教育方针和劳动、学习、运动、插队等学习内容安排，也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把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改造世界观，一定要把住要害。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个‘私’字。对干部来说，‘私’字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官’字上。有些干部过去就是由一个‘私’字，追求一个‘官’字，演变成一个‘修’字。‘官’字就是要害。要解决干部的世界观问题，就是要狠狠打掉这个‘官’字”。要“刺刀见红，狠斗私字一闪念”。同时，将改造世界观最终归结为解决“三个正确对待” （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问题。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总结，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敷衍。学员为了应付过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以迎合当时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估计，满足“斗私批修”的需要。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