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张颔：生命的盟书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塔”模型。30年前，他吸取唐代南宫说的古阳城无影石表和元代郭守敬所创观星台工艺的精华，用一块明代大砖精雕细刻。制成了适合在太原地区(北纬38度)观测的小“无影塔”。塔影会随着节气的变化而忽长忽短，到了夏至那天，塔影便会消失。许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并且认为太原是最适合建造无影塔的地方。
20世纪90年代初。太原市领导曾设想将这一奇思妙想付诸现实。地址定在儿童公园。可惜两三年后。这个计划最终因为资金问题而搁置起来。
“其实花个十多万元就行”。对此，张颔既无奈又不甘心。他希望能出现一位真正的伯乐。
张 颔：在当时，我看星星就等于读书了。星相反映了古代的占星术，我不相信占星术，但看了星星以后，会想到以前读过的一些书。
记 者：当时对于您来讲，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张 颔：能带来知识。
记 者：当时没有条件吧，也看不到任何书。
张 颔：就是《毛泽东选集》嘛。当时他们还指定我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一篇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另一篇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记 者：为什么?
张 颔：因为我不投降。打得不行了就承认，他再来一次我又不承认了。不断地打，不断地翻案。我是不爱哲学的，但里面有一些话也有道理。当时我想到的是这句话：“临钱无苟得，临难无苟免。”意思是说遭到灾难的时候，你不要苟且，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安安心心地考虑自己的问题，总会有希望的。
比如《西厢记》、《桃花扇》，12岁看这些小说就能背
张颔从小失去双亲。在祖父母的资助下。他仅仅读完了高小。此后。张颔凭借自学读了大量的古文书籍。
学习古文字需要超强的记忆能力。多年来，张颔一直保持着背书的习惯。在他的卧室书桌旁，墙上挂着两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各种门类的知识和绝妙的词句。涉及易经、音韵学、天文学和历史。这些都是需要记忆的知识．等到他把这些全部背熟后，才会擦去。
到外面考察时，张颔也总是随身带些卡片，一遇到有用的材料，就记下来，回去再分类。张颔是第一个带领全考古所人员学习并提倡做卡片记录的人，至今一些人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张颔家里的书柜顶也藏着许多宝贝——上面整齐地摆放着14只木匣子，分门别类地收藏着各种资料，涉及古天文、古文字、古代史、古器物、考古资料和青铜器等各个领域。
张 颔：小时候我学过刻图章。刻图章要写篆字，所以我就遵照指导看《说文解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文字感兴趣了。
记 者：像这种古文字学一定要有很强的记忆力，您是怎么培养这种记忆力的?
张 颔：我感觉到自己不学习不行。研究小学(这里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编者注)，没有底子，不学习不行。于是我就背，生硬地背。我看到什么书就背什么书，有时候就是没有目的地背，比如《西厢记》、《桃花扇》，12岁看这些小说就能背。我就拼命背这些，很有兴趣。
记 者：我看书的时候也常会觉得，这个我要能背下来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很难，您背的时候怎么就记住了呢?
张 颔：就是要下工夫，三个字：死、硬、苦，死工夫，硬工夫，苦工夫。每天看书，每天基本都有不认识的字，还要认字。有时候研究诗，意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要追查。每天早晨脑子比较活跃，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们讽刺我说，你在文庙里头，孔子七十二贤人又加了你一个“闲人”了
14岁的时候张颔离开介休独自闯荡。并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但不论走到哪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古书的爱好。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阎锡山督军府一度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办公地点，张颔在这里先后任统战部干事及副处长。
当年在统战部办公室旁边有一间文物管理室。里面堆放着一批文物，张颔经常去那里看看。有一天，一个尖底陶瓶引起了他的注意。反复研究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以后。张颔被认为在考古方面有特殊的造诣。
1958年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所在太原文庙成立，38岁的张颔被派到这里任所长。
到文庙工作之后。张颔感到如鱼得水。1961年。山西发现两件春秋时期的铜戈，上面刻有奇怪的金色鸟形文字。张颔的准确破译让当时的很多著名古文字学家都知道了他的名字。此后。张颔陆续发表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考古文章。
记者：我觉得您对考古可以说是挚爱了。
张颔：对，搞考古工作以后，我感觉自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了。有些老同志认为文庙这个地方好像很清闲，没什么工作可干，还讽刺我说，你在文庙里头，孔子七十二贤人又加了你一个“闲人”了。悠哉悠哉，得其所哉，我感觉倒是“得其所哉”，但是并不是“清闲”。
记者：其实您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并不是搞文物工作的，原来您是搞统战工作的，那后来怎么又选择了考古呢?
张 颔：那是领导知道我喜欢，而且知道我在这方面有所长。
记 者：后来到了考古所，应该说也是遂您所愿?
张 颔：就是，天遂人愿。
每天看片子，看不清楚，拿六倍、八倍、十倍的放大镜看
1965年侯马盟书的出土。是张颔进入考古界后第一次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而且解密这一发现的关键又是他擅长的古文字。这是一个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然而“文化大革命”将这一机会整整推迟了七年。
1974年的冬天。身陷牛棚的张颔和被尘封的侯马盟书的命运同时出现了转机，经国家有关部门特批后，他被调出，重新投入到自己最喜爱的工作中。此时。张颔已经54岁，在牛棚中度过了2300个日日夜夜。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感慨万分。发出了“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的悲叹。
记者：您从牛棚里出来以后，再见到侯马盟书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张颔：当然是高兴了。我每天看片子，看不清楚，拿六倍、八倍、十倍的放大镜看。我一看就几个钟头，直到眼睛都看不清楚字了，休息休息再看。
记 者：那时候您还是戴罪之身吧，没有给您平反，也没有给您摘帽子?
张 颔：没有。就是我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的时候，有的人还说，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还算是反革命?不过也有人说，他们机关既然开介绍信介绍来，我们就该开会接待。
过去中国的史书里都谈到盟书，但都没有记录下盟书的全文，不知道盟书的文章构造是什么样的
带着各种罪名。张颔在考古所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并将当天的研究结果仔细记录下来。他将这些记录取名为《燃樨录》。意思是要将牛角点燃。把侯马盟书的每一个微小部分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年多后。张颔终于全部辨认完毕。
1976年，一部重达3．5公斤的考古巨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