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
作者：王 岚
存下来了。抗战胜利之日，我把此信和一张结婚照寄给秀松父亲，并告诉老人家，我到南京再去信告诉地址。1946年5月我到南京，立即给秀松父亲俞韵琴老先生去信，他十分高兴。由于抗战八年，他家已经一贫如洗，秀松父亲虽年已古稀，还是到南京在他学生寿勉成任总经理的中央合作金库谋生，于是我们取得了联系。1948年冬，我的家人都去台湾了。秀松的父亲问我是随父兄去台湾呢，还是留在大陆?我坚定地表示要继续留在大陆打听秀松的下落。于是，我和母亲暂住到浙江秀松老家，等待解放。
王：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一定要为俞秀松平反?
安：秀松生死未卜十多年，我从来没有灰心，相反，时间越长，我更加坚定了要找到他的信心，不管生与死，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知道他的下落。为了弄清秀松的生死以及罩在他身上的悬谜疑案，我们为此整整追踪了半个多世纪。
王：是什么原因使您和俞秀松弟弟结婚(俞寿臧老人坐在旁边会心地笑了，我发现他们的眼光深情地对望了一下，那是历经风雨后的默契)?
安：解放后，我到上海找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并且用具体行动支持我。我们开始写信和中国驻苏大使馆联系，请求苏联查找俞秀松下落。不久，1951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王稼祥大使任内)回信告知：“关于俞秀松之下落，经查询结果，仅知其于一九二三年(有误——笔者注)后去新疆，以后详情不明……”这明白地暗示我，秀松已在异国牺牲，因为他是被苏联军用飞机劫走的，如果还活着，必定会给他父亲去信。这如同晴天霹雳，我痛不欲生。秀松父亲深情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应该有个归宿。你苦苦等了松儿十多年，已对得起他。臧儿还未完婚，我已征得他同意，和他结婚，我们仍然是一家人。”思虑良久，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我和寿臧成了家。从此，我为探寻俞秀松的下落多了一名忠实的助手和参谋。
王：俞秀松案是一个谜，是共产国际运动史上一个长期悬而不解的谜，您应该清楚，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是很难知道真相的。
安：对，必须依靠组织。所以1988年的时候，我和俞寿臧去北京请李先念主席为俞秀松烈士纪念碑题词时，就上书中组部，要求查明俞秀松牺牲经过，由苏方出面证明，为俞秀松平反昭雪。从1991年起，只要有机会，我就发函带信，向苏联方面要求查明俞秀松的死因和确切时间、地点。1991年10月29日，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秘书科兹洛夫回信说：“1939年2月2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关于俞秀松案件宣判死刑。此判决当天在莫斯科执行。在莫斯科顿河坟地火葬场火葬。1991年7月27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俞秀松的侦察案件转送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检察院审查俞秀松平反问题，审查结果另行通知。”但不久，苏联解体，这件事情又石沉大海。1993年和1995年我先后应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民政厅之邀以及参加新疆大学、省一中校庆去了乌鲁木齐。借此良机，我托朋友带信给哈外交部和中国驻哈大使，请予审查为俞秀松平反。中国驻哈大使馆陈棣大使在1995年11月3日回信：“俞秀松烈士的问题确属历史冤案……我馆已照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我本人已致函哈最高检察院院长(我的朋友)，请求他们尽快给予解决……”到1996年3月，短短五个月，陈大使给我五封来信，他转辗向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关恒广、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李凤林查询。经过艰难曲折的查找档案，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和家属的一片诚意终于得到了回报：1996年国庆前夕，我收到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参赞李桐杰的来信，随信还附有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致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领事馆的信和俞秀松的平反证明书及译文。译文称：(俞秀松)1937年12月10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现兹证明，王寿成(即那里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反。
王：拂去历史征程中的尘埃，被湮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当您得到俞秀松的消息时，您首先做的是什么?想到的又是什么?
安：很欣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秀松地下有知，也能瞑目了。这次我们到诸暨，在满目翠绿的俞秀松烈士陵园，我仰望着由胡耀邦总书记题写的“俞秀松烈士陵园”和由李先念主席题写的“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真正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安老语音有点哽咽，我知道，她为自己守望了一辈子的感情终于有了归宿而如释重负)。
王：解放后，您作为盛世才的妹妹和“托派”的妻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您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否放弃过等待并查明俞秀松下落?
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安老的口气非常坚决，音量也提高了，甚至好像有点责备我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我曾被人诬告，说盛世才藏在我家天花板楼上，被抄了家，把我当成潜伏特务，关了21天，经公安派出所到五省市调查，证明我是好人，所长当面向我道歉，并协助我为秀松办理烈士手续。这让我感到欣慰。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相当困难，经常用户口簿拿了家里的东西去典当，怕去得多了被怀疑，我女儿还向她的同学借户口簿。1980年底由汪道涵聘我为文史馆馆员后，生活才有所好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是真正解放了!秀松生前我答应过他，一定等他，也答应过他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是我对他的诺言(也许，正是有这样的诺言，蒙在俞秀松烈士身上的冤案，才得以洗清)!
王：(安老的情绪颇激动，我不知如何劝慰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于是转向正递毛巾给妻子的俞老)俞老，您看上去就是个很平和厚道的人，您怎样看待您的妻子对前夫的一片深情痴心?
俞寿臧(以下简称俞)：我很感动。俞秀松是我哥哥，他能拥有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可惜他们幸福的日子太短了。
王：几十年来，你们相濡以沫，在为俞秀松平反的过程中，您觉得您对妻子最大的帮助和安慰是什么?
俞：我很爱她，我是她的助手和参谋，我更愿意做她坚强的后盾(在我和安老交谈的过程中，俞老不是为我们添水，就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翻看那些有着太多记忆的老照片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
王：您们有几个子女?
俞：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好，时常来看我们。大儿子俞敏过继给了我哥哥，算是俞秀松的继子。
(摘自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