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１９６４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
作者：陈长伟
声明的目的是为了缓和中法建交这一骤变给法美关系造成的冲击，给美国人一个台阶下。但是，哈里曼毫不领情，他直接指责法国这一决定，完全不顾美国利益，“将伤及美国人民对法国的美好感情。美国正在远东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而法国却在盟友的敌人最虚弱的时候为其呐喊助威，这决不是美国的盟国应该作出的行为”。
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密授机宜
1964年1月15日下午，哈里曼立即将法国即将承认中共的消息报告给约翰逊总统。约翰逊获知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向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征求对策。罗素不主张对此事作出太强烈的反应，他知道“戴高乐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叹道，现在是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共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在三四年前就承认这一政权，我们现在可能就会好过些。而在目前情况下，承认中共无异饮鸩止渴”。虽然约翰逊也对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日暮途穷而颇为无奈，但他决无勇气拂逆当时的政治现实，他不得不想方设法阻止中法建交。
正当约翰逊四下寻找对策之际，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进言：挫败戴高乐企图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蒋介石暂时对中法建交不作任何反应，因为按照此前惯例，只要其他国家承认“北平”政府，蒋介石的一贯做法是立马与之“断交”，而这次戴高乐政府不主动与台湾“断交”，目的在于希望蒋介石先行提出。邦迪说，“如果一周之内，蒋介石按兵不动，北平势必陷入僵局，因为中共一向坚持不与任何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因此，为阻止中法建交，约翰逊政府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继续对法国施压；另一方面，劝说国民党不要宣布与法国“断交”，故意让戴高乐骑虎难下。
于是，能否说服蒋介石不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成了美国能否扭转时局的关键。第二天(1月16日)下午，约翰逊立即向蒋介石发了一封紧急密函：
蒋总统阁下：
贵政府或已知悉，法国将于近期承认中共政权，而中共亦准备无条件接纳法方之承认……虽然我国政府为阻止法国这一恶劣行径已竭尽全力，但戴高乐仍不为所动，巴黎和北平将于宣布建交之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在目前形势下，唯贵我双方通力携手方可避免事态之恶化……鉴于戴高乐先前已表示，法国与中共建交的同时还将与责政府保持关系，谅必中共绝不允许法国这样做，法国此举目的在于希望贵方主动宣布与法国断绝关系……在此紧要关头，贵方若能保持耐心暂时不对法国采取报复措施，毛泽东势必因此而陷于狼狈境地。
在劝说台湾的同时，美国也没有放弃对法国施加压力。阿尔芳向哈里曼递交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正式照会法国，抨击法国承认中共的行动“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因此，阿尔芳1月17日约见腊斯克，回应约翰逊政府的责难。他作如下声明：第一，法国决非故意和美国作对，法国承认中共只不过是对国际事实的承认而已，且此举对大家都有好处；第二，法国承认中共并不意味着法国赞同共产主义制度，以往中苏联盟时期，与莫斯科打交道可以替代北京，如今中苏分裂，法国必须单独与北京打交道。第三，他再次重申法国将不与台湾“断交”和不改变在联合国立场。但是，腊斯克却正式告诫法方，朝鲜战争以来，从来没有像法国这样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大国承认过中共，法国此举必将使“北平”的声望大增。他还威胁到“如果台湾不愿与法国断绝关系，法国的意愿很可能遭到北平拒绝”，而且“法国应该知道它与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美国的关系和它与北平的关系相比孰轻孰重”。阿尔芳辩驳说，“法国决非有意与美国作对，在目前的形势下，各方都有权采取他认为正确的行动”。纵然腊斯克如何声色俱厉，但阿尔芳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美国阻止法国承认中共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由于说服法国改变主意希望甚是渺茫，腊斯克第二天立即给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蒋廷黻打电话，要求国民党一定要稳住，“只要台湾按兵不动，中共就不得不暴露其政策底限。即使中共与法国交换大使，国民党仍能见机行事”。他同时还提醒蒋廷黻，台北不能发生反法的过激行动，以免给法国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造成口实。
然而，腊斯克似乎没有体会到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亲身感受，他可没那么容易耐得住性子。接到戴高乐回信之日起，他如坠冰窟，愤怒之余决定对戴高乐的行为予以回击。1月21日，“外交部长”沈昌焕通知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国民党准备召回驻法“大使”。23日，“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发表声明反对法国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24日，沈昌焕召见法国驻台湾“代办”皮埃尔·萨莱德，向法国提出严重的“抗议”，称法国承认中共“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危害尤巨”。
眼看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法国“外交抗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腊斯克再次紧急召见蒋廷黻，力劝国民党当局着眼于全局，不要鲁莽决定。他一再劝告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能与法国“断交”，即使法国和中共公开宣布建交并互派大使，台湾也须隐忍再三，不能流露出任何撤回驻巴黎“大使”的意图，“只要有三成以上的机会，我们就应该放手一搏”。他最后警告说，“我们正在打一场持久战的前哨，中法建交若得以实现，加拿大、日本和一些非洲国家将纷起效尤，……而法国的行动将使千里堤防，毁于蚁穴”。
约翰逊及其白宫幕僚深知中法建交一旦瓜熟蒂落，台湾国民党当局肯定拒绝与法国保持“外交关系”，因为这触及蒋介石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他对“两个中国”的痛恨。因此，为了迫使好面子的蒋介石“忍辱负重”，约翰逊决定派遣原中央情报局驻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赴台担任说客。克莱恩与蒋氏父子私交甚笃，他出面或许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其倔强的态度。克莱恩行前，国务院对于如何说服蒋介石有两种态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科默尔等人认为应该对蒋介石施以“大棒”，必要时向其表明，未来的美台“合作关系”将取决于国民党是否就范；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则主张用“胡萝卜”软化蒋介石，他建议国务院对蒋介石重申1962年肯尼迪对其的“承诺”，即美国将不惜使用否决权把中共挡在联合国之外。但是，国务院认为由于联合国的形势难以预料，采纳麦考恩的建议无异于作茧自缚——美国将无法在联大采取灵活战略。有鉴于此，国务院训令克莱恩，其此行目的在于劝阻蒋介石不要因为顾及“面子”，而急于与法国“断交”，一定要“忍辱负重”，而让法国和中共承担法台“断交”的责任。
“老朋友”充当说客
克莱恩接到国务院通知时，还在日本活动，他立即于1964年1月27日赶赴台北，迎接他的是“国防部长”蒋经国。克莱恩向蒋经国单刀直入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要求国民党一定要“稳住”。但蒋经国不置可否，而说只要法国承认北平，台湾必然将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反对任何“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