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薛暮桥在１９７８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吴凯泰：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禁区。一个借调的同志就公开说，我可不参加。他显然是不敢冒这个险，20多年的党内批判斗争把一些人吓怕了。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以敢于直言著称。1978年，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薛暮桥当年的行动，看在这些小字辈眼里，让他们颇感惊奇。
吴敬琏：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这件事以后他在国家计委受到很大的压力，计委党组决定要批判他。他明明知道计委的领导是主张高指标的，但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追求高指标这件事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习惯。
吴凯泰：他是最清楚整个过程的，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又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调整的时候，他参加了决策，而且是物价委员会主任。他很清楚这些错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怎么犯的，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憋不住的，他觉得这东西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
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
薛暮桥在上书中央的信中，痛陈了20多年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错误，这些都是此前的10年时间里薛老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斗争的问题。
10年前，也就是1968年，薛暮桥被打成了“走资派”，之后又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干校劳动改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拿起笔，认真思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前身。
和薛暮桥一起去干校的还有在薛家做了十几年保姆工作的杨晓华。当时她在国家计委食堂工作，为了照顾薛老，也主动来到了干校。在她眼里，薛老是一个即便在那种严酷环境下，还是丢不下笔的倔老头。
杨晓华：他就在那儿写，拿个马扎坐在床旁边，拿床当桌子。到最后我没办法，看他坐的那个小马扎太小，我又让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高点的，比咱们这种椅子稍微矮一点，这样他能坐下。
薛小和：在干校里，他只要收了工，休息一会儿后就会趴那儿写。当时他那写东西的样子挺另类的，你想干校的人都在干活，回去都很累了，吃点饭休息，没有什么人读书了，只有他这样还在写，而且他们宿舍住四个人，很挤，他往那儿一坐就会影响别人走路。
杨晓华：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说薛老你算了，别写了，你就是为了这些书才挨了斗，你说你犯得上吗？这么大岁数了，休息休息不好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指出我哪儿不对才斗我的，他们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这一时期的薛暮桥正在对自己此前的看法进行深刻反思。他反思得最多的是1957年接受中宣部委托，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写成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吴敬琏：那时候，中国一讲到“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就会提到这本书，这是薛老带头写的。但是薛老在干校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认为这个“三大改造”搞得太快了，用他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太彻底了。他认为这事需要好好总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有的人他会想，我提的东西被否定了，意思就是我那个东西不行了，薛老他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在当时这种反思很难全部体现在这本书稿里。薛暮桥曾在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干校里的这段写书经历：当时我对“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无法摆脱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思想束缚，我的笔无法触及“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所以在劳动之余，我虽然对书反复修改，但仍无法满意。
薛小和：他在干校大概写了五六稿。写完了就自己把它订起来，然后包上皮，用他自己会写的一种美术字，在皮上写上这本书的书名。他回北京的时候，就把那几大本带上，用一个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包得很端正，然后放到行李里，那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回干校的时候再把这包拿回去。反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975年，薛暮桥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北京城中心的红霞公寓，楼下的小公园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那时刚刚解放的薛暮桥还没有工作，于是带孙女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最重要的是，薛暮桥一直惦记这本干校中没有完成的书，在家中他又开始反复修改。
薛小和：回到北京他还没有解放，那时候我二姐生了孩子，有时候阿姨带不过来，就要他帮着看一下。他就把孩子放在左腿上，左手哄着孩子，右手照样在稿纸上写。孩子嘛，几岁的时候肯定要闹的，闹了，他哄一会儿接着再写，然后等阿姨有空了，或者我姐姐回来了把孩子抱走。后来他说，他写得这一段一段都不连着。
薛小沂：我们全家都得帮他抄，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他要抄好几份，所以都要用拓蓝纸复写，要拓差不多四五张那么厚，所以都得很使劲地在那儿写。写完了他又改，改完了又重新抄一遍。
薛小和：当然写到后期是比较明确了，要总结20多年来的经验。但开始还是不明确的，因为那时“左”的思想还很厉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所以他写起来禁锢很多。当然这几个草稿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在那么多禁锢的条件下写，你说他能写成什么样子？
李克穆：他不像我们的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想怎么写都行。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写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政治禁区，实际上打破这个禁区一直等到邓小平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
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1978年5月，薛暮桥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上书中央已有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但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生市民，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争鸣，最终确立了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根本思想。这个好消息对于薛暮桥来说，意味着他的书又将再次推倒重来。
1978年11月，大雪纷飞，政治气候正酝酿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向国家计委领导提出，要去杭州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7稿的写作任务。在来杭州前，他到山东、安徽等省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在安徽的见闻让他感触很深。
吴凯泰：安徽省供销社主任说，在农村连小秋收都收不上来。供销社只能收一些大头货、小东西，山里面笋子什么的都收不过来，没有办法，烂在山里。薛老提出要发动一下小商贩，让小商贩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这样农民收入就多了。主任说这都是禁止的，是资本主义。供销社社长在会上说，让山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把它销出去让农民多一点收入是资本主义，我就是想不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老百姓还那么穷，薛老非常内疚。
在考察中，薛暮桥重访了新四军皖南军部旧址。在这个他40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他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一句，正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让远在杭州写书的薛暮桥深受鼓舞。
吴凯泰：我看他是真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写这本书虽然晚了一点，但肯定能起作用。他要为中央的这个决定在理论上做些宣传。这样一来他完稿的时间更紧迫了。我们三个看，他一个写。我们三个人这里修改一点那里修改一点，刚弄完，他新的又写出来了。我们都在赶，跟着他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