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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实质
作者：薛衔天
由于“黄祸论”极端虚伪、丑恶与反动，它出笼不久就受到世界正义人士的痛斥。列夫·托尔斯泰斥责威廉的“黄祸论”是“粗鄙的、异端的、爱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已经落后时代一千八百年”；“威廉是教唆战争”；“如果日本和中国像我们忘记了基督的教导那样，把释迦牟尼和孔夫子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那么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杀人的艺术。”托尔斯泰的话反过来说就是，中国人热爱和平是因为他们信奉释迦牟尼和孔夫子，而佛教的慈悲和孔子的仁爱构成了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精髓。
进入20世纪，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各种“黄祸”论调更加甚嚣尘上，中国先进分子对各种“中国威胁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孙中山著文说，如果中国人觉醒起来并采用西方式的思想，就说是对世界的一个威胁，如外国帮助中国，就说这些国家将由此自食其果；“对于其他各国来说，他们所应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尽其可能地压抑阻碍中国人。一言以蔽之，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所谓 ‘黄祸论’。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国是否应该希望另一国衰亡之外，还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黄祸论者们是在“压抑阻碍中国人”，希望中国衰亡下去，孙中山揭露得何其好啊！
今天的“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的时代背景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是中国经济正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世界上有存心制造“中国威胁论者”，有附和“中国威胁论” 者，后者多因受到蛊惑宣传的影响，未必对中国怀有敌意，从正面做解释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威胁论” 制造者和鼓吹者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他们与威廉二世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流着老殖民者的血，对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依然充满了民族歧视。当中国刚刚开始崛起之时，就想将中国孤立于先进国家行列之外，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通过军事、政治、外交、贸易、文化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中国的正常发展，使中国永远处于虚弱不堪的地位。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无限夸大中国的实力，说什么 “中国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成为超级大国，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建立新的两极世界”，“如今新的两极中心已经形成，它们分别是北京和华盛顿”。类似的报道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威胁论”添油加醋。如果中国真的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那时不管你编造任何咒语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在它还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强国和富国、内部还存在各种问题、国际环境尚不安全的情况下，人家才有可能制造借口，进行围堵。你真的强大了，谁也堵不住，各种围堵理论也就自然消失了。最好的例子是美国，它是货真价实的且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就没有“美国威胁论”出世呢？再看一看日本的例子，最初日本是被列入“黄祸”国家之内的。经过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与英德比肩而立的强国之后，这个战争之国竟然从“黄祸”名单中被摘除了，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与西方列强携手共同宰割中国，日本则反过来叫嚷中国是“黄祸”。日本的例子说明，要让人家摘掉“黄祸”帽子，自己必须真正强大起来。事实上，中国离真正的崛起还相当遥远。而在还没有真正崛起的时候，“中国威胁论”就不会销声匿迹。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受任何干扰，但对来自外界的干扰必须作出回答。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巩固国防。我们不欠谁的，是侵略者欠我们的，其中一笔欠账就是“黄祸论”者加给我们的。对外做解释工作是必要的，但要分清对象，不分对象地过多解释反而适得其反，好像我们真的威胁了谁。我们的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子们，应好好研究研究“黄祸论”的百年史，将其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时期的理论支柱仔细清理一下，研究研究现代“中国威胁论”何以甚嚣尘上，并对他们作出应有的回答，发展我国的软实力，这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 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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