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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与实质
作者：薛衔天
“黄祸论”或“中国威胁论”，这一虚构出来的怪论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对白种人构成了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可以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早于“黄祸论”，但当“黄祸论”出笼后则很快代替了“中国威胁论”并在西方广为传播。今天 “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和鼓吹者不再提“黄祸论”，是害怕说出那个“黄”字暴露出他们坚持“民族歧视主义”或曰“民族沙文主义”的真面目，因为现今“民族歧视”早已成为过街老鼠。历史上的“黄祸论”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今天的“中国威胁论”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舆论。
目前，我们看到最早宣扬中国人和其他黄种人“威胁”的文献，是美国参众两院1877年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是在美国排华势力的推动下出笼的。起初，美国为开发其西部地区引进了大批华工。华工的辛勤劳动对美国西部的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社会普遍接受华工的到来。但华人的大量涌入影响了美国人的就业，于是美国开始排华。该报告集中了主张排华的美国代表人物的见解，为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提供了依据。该报告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和蒙古人是“劣等”民族，200年以后，他们就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田地一样”进入美国，改变美国人种，使美国整个国家退化。该报告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儿，但集中了各种歧视中国人的观点，后来“黄祸论”者的许多论点，在这里都能找到出处。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来自东方的危险”论可谓“黄祸论”的先导。他把正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说成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诬蔑中国人野蛮、好战，胡说大批中国人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由此，他鼓吹沙皇要把全部武装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着手征服东方。
正式发明“黄祸论”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在与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威廉二世还画了一张“黄祸图” 草图，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 Knackfuss）绘制完成，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该画描绘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和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长米迦勒召集欧洲列强的守护神，要他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从此之后，“黄祸论”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开来。
当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对日本割地赔款，虚弱不堪，哪里谈得上对西方的威胁！威廉二世之所以编造“黄祸论”，是为了将俄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并和俄国一起宰割中国。他在与俄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鼓吹“黄祸论”的同时，就德俄如何瓜分中国问题达成了交易：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中国的旅顺口，俄国不反对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结果是德俄的打算都如愿以偿，中国两个最优良的港口——旅顺口和胶州湾分别被俄国和德国强行租借而去。而最令人惊诧的是，俄国说，它的军舰开进旅顺口，是为了帮助中国反对德国；而德国则说，它的军舰进驻胶州湾是帮中国反对俄国。由此可见，“黄祸论”制造者是何其虚伪与肮脏！“黄祸论”就是从肮脏母体诞生的肮脏产儿，是不折不扣的列强侵华舆论。
从威廉二世正式提出“黄祸论”之后，西方列强各自根据自己不同的在华利益提出各种版本的“黄祸论”，不同时期，不同需要，其所强调的内容也不断变换。其内容概括起来讲：1.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中国土地贫瘠，而且人口众多，人口对外扩张不可避免，而这必然要冲击西方的优秀民族；2.中国人散布世界各地，勤劳节俭，索酬低廉，抢了外国人的工作岗位；3.中国人野蛮好战，中国多年受外国剥削压迫，一旦强大起来，必然对其压迫者实行报复；4.中国人信奉儒教，孝敬父母，不管走到哪里，都心怀故土，不忘祖国，不能融入西方文明；5.中国人一旦采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中国军事和经济必将迅速发展，会威胁全世界。总之，在“黄祸论”者看来中国虚弱时对世界是个威胁，中国进行革命时也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强大了对世界更是威胁，因此，反华、排华、防华、遏制中国发展是合情合理的。
但事实是中国并没有威胁别人。伴随着“黄祸论”出笼的百年史，中国绝大部分时间是被欺压、被宰割的。那么，为什么“黄祸论”这一怪论总是像虚幻的影子一样跟随着中国的脚步呢？这必须弄清楚。对此，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黄祸”就是一个极端粗野和歪曲事物本质、蛊惑人心的口号。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它吸纳了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理论成果”的内涵，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蛊惑了不少善良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隐约着一个或浓或淡的“怪影”。被吸纳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力求按照达尔文主义精神，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国力极为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 “社会达尔文主义” 运用到中国的“杰作”。其二是人种学。“黄祸论”者们运用当代人种学方面的知识，将中国人与欧美人进行对比，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现代日尔曼人的平均脑容量最高，达92立方英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和美洲黑人脑容量平均为82-83立方英寸，是“劣等”民族；“既然脑容量不足，就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出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由于选不出自己优秀分子来领导，“劣等”民族就只好由欧美优秀民族来统治。这就是“黄祸论”者的逻辑。其三是人口学。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对食物产地的压迫、饥饿和无法控制的欧洲人和海外人将把一切都吃得精光。马尔萨斯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人口论》中的悲观论点被“黄祸”论者顺手拈来，引导欧洲民众将对未来的恐惧感转移到中国头上。其四是“生存空间论”和地缘政治学。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的形成，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词汇中，国家与民族、统治者与臣民日益被“生存空间”、“空间压力”所代替，“东方政策”这一概念比俄德关系、英法关系更流行。他们制造舆论说，庞大的中国人力资源，如果被日本的技术和武器武装起来，必将起来与西方争夺生存空间。1902年9月2日威廉二世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说：“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预言，几个大国联合在一起是自然的事，从种族观点来看，“无疑是‘白种’反对‘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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