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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战斗到台湾
作者：何 康 何 达
情报工作建奇功
吴石与父亲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还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吴石出版的《东游乙稿》一书中有一首《喜叙甫至》的七律，记述了他们1931年夏相聚于日本的情景：“羽音夕至客朝临，鸡黍微情一往深。相慰百书输此面，论交几辈得齐心。”当时吴石是日本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是到日本考察的。异国相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父亲回国后，曾在家中说：“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看来他们那时对中日局势是有议论的。在父亲画的《长江万里图》上，吴石题了四首诗词。题在三峡段的七律，首联是：“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平平淡淡的诗句，凸显出深刻的哲理：人只有眼光远大才能知道天地的宽阔；只要意志坚定，心态平稳，面对蜀道也不以为难。题在武汉段的七律，回顾了他与父亲1919年过武汉的游踪，“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道出了他们之间“共济安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父亲在吴石50岁生日时写了一首《百字令》的长词送给他，其中一句为“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口气很大，但这确实是他们共同的抱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父亲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1938年，我在抗日烽火中于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次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才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是张执一。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我父母与我一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我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组织上派谢筱廼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父亲，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吴石于5月初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谢筱廼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后来他将其中核心部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一片丹心存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