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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陆战斗到台湾
作者：何 康 何 达
难得的军事人才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一文中写到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
吴石，字虞薰，1894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学生中以第一名毕业。由于陆军部按省籍分配，当时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并遭受皖系军阀李厚基的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以方声涛、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他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结识。我父亲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他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吴石与父亲在这一斗争中熟识。由于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父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父亲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父亲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理本省民军。
1929年，吴石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报效国家和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而且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中的高参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擘划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