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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日本
作者：唐宝林
在日本度过早期革命低潮期
1907年春，陈独秀在芜湖联络革命党人进行活动时又被追捕，不得不第三次逃亡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深造。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曾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往密切，但他一直没有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了由章太炎、陶冶公等中国人、幸德秋水等日本人、钵罗罕·保什等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明确宣布：“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这一组织带有亚洲民族主义者反帝反侵略联合战线的性质。但是，该会在成立后没有什么活动。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较长，约有两年半，除了在校学习外，主要是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等大学问家切磋中西学问。
1908年秋，陈独秀回国度假。年底他又第四次留学日本。这时的陈独秀已经30岁，见到革命屡屡失败，同志纷纷牺牲，思想一度十分消极与彷徨。这在他旅游日本日光山名胜蓬瀛华严瀑布所作的诗《华严瀑布》和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中，表现得很突出，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思更加强烈。
1909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革命活动，胜利后曾一度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但遭到保守势力的抵制。1913年，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刺杀国会中第一大党——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暴露了独裁者的真面目。孙中山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陈独秀辅助安徽都督柏文蔚响应。但是，这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陈独秀再次被追捕和抄家，反动当局还要抓他的两个儿子顶罪，三人先后逃亡上海。这时的陈独秀眼看“百政俱废”，全国人民“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本想“以编辑为生”，亦未成功，再次陷于极度悲观之中。他在1914年6月10日给章士钊信中说：“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而其本人则“静待饿死而已”。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伸出援助之手，邀请他赴日帮助编辑刊物。于是，这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赴日本，也是他最后一次赴日。工作同时，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法语。这个选择，可能是他对“法兰西文明”情有独钟所致。
在日本产生发动中国启蒙运动的念头
陈独秀在帮助编辑《甲寅》同时，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痛切检讨和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探讨救国新路。10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所以，他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政府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还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此文反映了他十几年来为救国、为革命奋斗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苦闷心理和找不到出路的牢骚发泄，同时也表示看到了探索新道路的新曙光，即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当时国人热烈讨论的“建设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建设现代国家的“自觉心”。但是，如何提高，他还没有想好。所以，他说了上面那些表面上看来很丧气的话。《甲寅》虽在日本编辑出版，却主要在中国国内发行。因此，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弹。不少人完全误会了他的用意，很快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他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实际上，正如他文中所说，他是采取“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 “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所以，这篇文章就是第二年他回国创办《新青年》发起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的思想萌芽。正如胡适后来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
《甲寅》创办以来，从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章士钊要求陈独秀亲自作答，他却不予理睬。但是，数月以后，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所以，章士钊代替他答读者问时，盛赞他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晨鸡”。这时，陈独秀也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年5月，《甲寅》移至中国国内编辑出版，同时，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发病，数函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旬回国。从此，他再也没有去日本，一直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
陈独秀回国后，自以为找到了救国的道路，9月15日，他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因与另一杂志同名，改名为《新青年》），并以此为阵地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唤起了国民对民主主义的向往，特别是培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一代“新青年”。他们纷纷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为争个人的自由、争国家的独立富强，团结到陈独秀身边来，终于发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此基础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又转变为一个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者，领导这批青年人中的一部分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来自日本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中共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最早接受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却与民主主义一样，也是来自日本。这是日本研究中共创建史的著名学者石川祯浩，在研究日本所藏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档案时发现的。
1920年至1921年，陈独秀于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中国共产党时，有一个日本小组，其成员是施存统、周佛海。日本小组的杰出贡献是把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章，及时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其中特别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于在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具有特殊的作用。
由于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也很混乱，凡外来思想，均称“新思潮”，多有人接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各式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等。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深受工团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与了当时盛行的“工读互助团”活动，并把互助团视为“共产主义”。这些思潮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列宁强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等五人组成中共第一个发起组时，他们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纲领。据施存统回忆，是根据几本有限的马克思著作拟订出来的，其中虽有“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字样，但不解其意，“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民主党色彩，个别同志还有几分无政府主义色彩。”施本人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外务省亚洲第一课警视总监的监控报告中，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称为“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