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陈独秀与日本

作者:唐宝林




  后来,施存统带着这个纲领到日本治病和留学,住在友人宫崎滔天家中。当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看到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由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撰写的积极评价苏俄的“劳农专政”的文章后深受影响,不仅自己开始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线,还立即把此文翻译成中文寄给陈独秀,并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施存统以及随后去日本的周佛海,还运用这些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撰写了不少通俗文章,通过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一是使陈独秀等人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彻底转变为列宁主义者。进而,陈独秀亲自领导了这场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并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比施存统后到日本的周佛海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正因如此,陈独秀在国内联络各地社会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特别要求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成立日本小组,并继续这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陈独秀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是因为他本人几年来就是在日本做这种接传“火种”的工作的。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称,施存统“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等交往,翻译他们著述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然后介绍给中国内地人”。
  
  五四运动时,吉野作造曾邀请陈独秀访日
  
  根据日本佐佐木か和小野信尔教授的研究发现,当时在争取民主主义问题上,日本也有一个与陈独秀相似的人物——吉野作造,他生于1878年,比陈独秀大一岁。陈独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运动“总司令”的时候,吉野也是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1916年,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儒家伦理发起猛烈攻击,掀起新文化运动。吉野也在日本国内倡导彻底的议会民主主义,同时,在东亚政策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主义侵略。他是东京大学教授,不仅支持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众起义,而且在获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后,马上通过过去的学生李大钊,向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表明了愿意与新文化运动合作的意愿,提议东京大学师生与北京大学师生互相访问,互相支持,并特别邀请陈独秀访问日本。但是,由于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虽营救出狱,但仍受警察监视而不得不流亡上海去建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双方合作的机会。吉野先生于1933年逝世。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被诬为“日本间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领导中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但是,从1926年起,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由于执行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又处处向国民党让步的路线,在1927年4月和7月,中共连续遭到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镇压。陈独秀多次抵制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均遭否决,只得违心执行。然而,莫斯科又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说其是“右倾机会主义”。当他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手中看到许多文件,知道托洛茨基反对派也曾反对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更反对大革命失败后继续进行盲动主义政策,与自己的思想不谋而合,于是陈独秀便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坚决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再加上他在“中东路事件”上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尤其是反对正在形成的李立三左的错误,导致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3日,陈独秀当选为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侵略中国战争。于是,陈独秀领导托派同时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对共产国际及中共路线的活动。他还批判托派内部空喊“工人无祖国”、“没有民族斗争,只有阶级斗争”的口号、对抗日斗争采取消极态度的“极左派”。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和托派中央全体成员,因以上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被捕入狱。1937年8月,因全国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并转变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态度,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在武汉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曾表示欢迎陈独秀的新立场,但误以为他要回到党内,于是提出条件,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拒绝。这时,斯大林已经把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定为“外国间谍”、“反革命”。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和康生回国,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把中国托派打成“汉奸”,称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领取300元津贴的“间谍”,引起中国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陈独秀则准备诉诸法庭,讨回公道。后因日军逼近武汉、陈独秀撤往四川,此案未了。王明此举本想借毛泽东准备有条件接纳陈独秀一事,打倒毛泽东,夺取中共领导权,但因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而失败。
  
  晚年批判日本社会主义者
  
  陈独秀到四川后,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曾写了一篇文章《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点名批判三位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背叛“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名就是当年积极鼓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给陈以转折性影响的山川均,第二位是被陈独秀视为“日本的李大钊”、“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第三位是铃木茂三郎。“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文章首先批判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
  文章接着批判“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文章指出,“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不是立足在预先占取别国的资源上。文章以有力的数据论述“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
  由于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并不久攻占,陈独秀发表这篇文章时,已经流亡到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日本则在侵占了中国最发达的东北和东部地区后继续西进,企图灭亡整个中国。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一个小山村里。这时,日本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漫漫长夜,何时见到祖国的黎明?他没有想到,曾经给了他许多知识和启蒙思想并使他自以为找到了救国之路的国家——日本,竟给他和他的国家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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