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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国际交通线上的红色堡垒
作者：徐占信
内蒙古自治区的口岸城市满洲里，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在中国同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贸易往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大多由满洲里出境。从1920年至1937年，国际交通线存在的18个春秋中，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边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从各种资料查到的有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罗章龙、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柯庆施、刘仁静、王俊、王荷波、王维舟、伍修权、许光达、蔡和森、邓颖超等。
1920年11月，苏联在远东地区重建人民政权，驻扎红军边防部队并成立保安机关。此后，为保证来往于中苏之间中国同志的安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协调中苏边境驻防的苏联红军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做好接送工作，并在赤塔、86号小站、满洲里等地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国际联络部曾责成丽雅·伊隆耶夫娜负责在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交通联络站（处），以护送往来于中苏之间的革命同志。
1931年末，中共北满特委派纪中发（化名司杜其卡）和李芳假扮夫妻，从哈尔滨到了满洲里，以“晋丰泰”为铺名（道北三道街83号）开始筹建一个杂货铺做掩护，建立了满洲里交通站，主要任务是护送去苏联和从苏联回国的革命同志。从哈尔滨来的同志到满洲里后，通过联络暗号与联络员接上头，然后由他们送到晋丰泰杂货铺。除晋丰泰杂货铺外，在道北二道街还租了一间俄式房屋，从哈尔滨来的同志如暂时不能越境，就先住在这里。
满洲里交通站与苏联境内的交通站有秘密联系。哈尔滨方向来人后，满洲里交通站马上与设在苏联奥特波尔的苏联国家保安部（格波乌）取得联系。他们常派一个以铁路扳道工身份为掩护的苏联交通员来把人接走，送上苏联境内交通站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时这些同志就在交通员带领下徒步偷越国境。
1934年，上海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加之东北业已沦陷，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中断。
1935年，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的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同年8月，国际交通线完全由共产国际所属的国际交通局领导，在哈尔滨设哈尔滨国际交通局。
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对满洲里交通站极为重视。1934年5月20日，满洲里交通站的李芳被组织上派往苏联学习，纪中发也调走。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于1935年派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吉东交通局工作的杨永和、林凤珍夫妇到满洲里接替纪中发和李芳，仍以开晋丰泰杂货铺为掩护。
1935年，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还在扎赉诺尔设立了扎赉诺尔交通站，作为满洲里交通站的辅助线，负责人是杨殿成，助手为王化民。他们在扎赉诺尔以打零工和种菜为掩护。
满洲里交通站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在国内均由哈尔滨三十六棚安民胡同13号开杂货铺的老李头（张发）接关系，尔后再经联络员与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联系。对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满洲里交通站直接与苏联在满洲里的交通员莫洛托夫（苏籍满洲里车站铁路员工）联系，再由他与苏联境内驻奥特波尔的苏联保安部联系，安排接送事宜。出境人员主要从满洲里市区西部、北部方向越境，到达奥特波尔后上火车，经赤塔去莫斯科。
1936年4月，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派前满洲省委交通局李子文、宋恩来负责建立了“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该站设在满洲里道北三道街，以开承和顺估衣铺为掩护。这个交通站不与满洲里交通站发生横向联系，建站的目的是在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发生意外时，保证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不中断。
1937年4月，由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的哈东特委负责人叛变投敌，供出了他在1935年12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国途经满洲里交通站的经过，致使日本关东军了解了这条国际交通线的情况。杨永和在1937年4月24日被日本宪兵逮捕，交通站被破坏。扎赉诺尔交通站的杨殿成迅速撤回哈尔滨，免遭不幸。后由于叛徒出卖，杨殿成和李老头等人被捕。
1937年11月，因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方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了下属姓名、地址、活动方式和联络暗号等，致使满洲里交通站被破坏，李子文和宋恩来被捕。至此，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及下属各交通站均遭到敌人破坏，被捕者达20多人，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大钊途经满洲里赴苏联
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1924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明令缉拿李大钊。李大钊化装成生意人，搭乘京奉列车去河北省昌黎五峰山暂避。不久，党组织通知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为此，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北京，在一个临时住处同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其他5位代表碰头，商定了出发的时间。
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同5位代表先后离开北京。李大钊到哈尔滨后，隐藏在他同族哥哥李祥年的朋友王芳田开的商店里。其他5位代表陆续到哈尔滨后，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哈尔滨联络处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满洲里。交通员安排他们住进一家不算大的旅馆，并引来了干练的店老板，介绍说：“自己人。”店主人直率地说：“你们6位同志，起码要坐三辆马车，每辆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3个人。每辆马车一定要用4匹马拉，才能安全地偷越国境啊!”“怎么需要这么多的马来拉呢?”李大钊问。“少了不行，”店主人说，“你们出国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快啊!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这时，店主人又详细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的中苏两国分界处有一道光秃秃的山坡，没有一点隐蔽的地方，山头上设有碉堡，不分昼夜有士兵放哨，一旦发现有人偷越国境，哨兵就开枪射击，有时还派出马队追击。所以，绝对不能疏忽大意，要求闯越国境的马车要轻便，能一口气闯过山坡。
翌日凌晨，天还未亮，交通员已把雇来的3辆马车停在旅店门前。天将蒙蒙亮时，12匹快马拉着3辆马车赶到国境线。有经验的马车夫把马车赶进两个碉堡中间的一条草原小路上，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马蹄声惊动了哨兵，顷刻间，枪声、鞭声、车轮声、马蹄声汇成一片。由于赶车人路熟，左躲右闪地避开纷飞的弹雨，三辆马车平安地越过了国境线。
1924年年底，李大钊还是在共产国际满洲里地下交通站的掩护下过境，回到北京。
周恩来从满洲里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1928年，为筹备和参加中共六大，周恩来化装成珠宝商人于5月初和邓颖超由上海乘日本轮船赴大连，然后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满洲里去苏联。他们在大连准备上岸时，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怀疑，周恩来被带到水上警察厅详细盘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周旋，周恩来返回旅馆，让邓颖超把接头证件撕碎投入马桶中冲掉。为安全起见，他们乘火车经长春去吉林，在吉林停留两天，见确实无人跟踪，周恩来先到哈尔滨。第二天邓颖超到哈尔滨同他会合。到哈尔滨后，因与交通站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联系。好在中共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代表，其中有他们认识的李立三。为此，邓颖超每天都到车站等候李立三。一连数日终于等到李立三，并通过他同哈尔滨交通站取得联系。交通站的同志为他们买好了车票，换好了服装。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等人由交通员护送，上了由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列车。在列车上，他们分散就坐，互相装作不认识，由护送的交通员暗中照顾，以避免敌人怀疑。车到满洲里后已有两辆马车在车站上等候。他们迅速坐上马车，赶车的俄国人扬鞭驱车，沿着草原小路向国境线驶去。当顺利越过国界后，他们受到苏联接待人员的热情关照，夜里乘火车经赤塔去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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