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江青在小靳庄的闹剧
作者：陈大斌
“评法批儒”：篡党夺权野心毕露
我们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两人于1974年6月21日中午赶到小靳庄。当时正是麦收时节。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已经被召到天津，“领受”接待任务。大队长等在市、县委派来的干部的帮助下，找来几个能说会道的社员，抄书抄报凑稿子，准备“评法批儒”汇报会。一般社员忙着打扫卫生，修补道路，紧张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村民朴实善良，只知道江青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以对毛主席的一腔真情来准备迎接她的到来。我们走进村来就能感受到一片紧张和兴奋的气氛。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从天津出发，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乘火车到达宝坻，当天就吃住在专车上。傍晚时分，江青要下车去“看看宝坻县城居民”，以展示她的“亲民”形象。她走进城边一处干部家属宿舍院，进了一位干部家属的门。女主人热情欢迎她，她也极力表示着“亲热”，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刚坐下来，就有人悄悄地告诉她，这家女主人可能患过肝炎。江青立时变了脸，站起身来快步逃了出去，连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送客的主人在后边小跑着都赶不上她。江青逃也似的回到火车后，再没下火车。
6月22日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前往小靳庄。从县城到小靳庄50里路，其中进小靳庄的几里河堤路为泥土路，夜间一场小雨把河堤路浇成一片泥泞。一大早市里调来几辆大型推土机，为江青开道，硬是把泥泞路面上的一层稀泥全部铲掉，再铺上一层干土，又压了一遍。江青的车队这样才勉强开进小靳庄。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我被安排进了教室，自始自终参加了这次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亲见亲闻了江青等人的丑恶表演。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女社员周福兰发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是还没容她说上几句，江青就打断她的话，借题发挥起来：“男尊女卑处处存在，我们中央就不合理……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都出来了，一把抓。”她叫嚣：“这回要改变。”“女的要超过男的”。显然，她说的“这回”，指的是正在筹备的四届全国人大关于国务院领导的人事安排，其篡党夺权的野心毕露无遗。
接着，江青攻击的矛头就更直接了，她问周福兰叫什么名字？周福兰告诉了她，江青喊道：“是周公的周，还是周礼的周？”周福兰莫名其妙，说：“就是那个周呗。”江青大声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兰吓得一哆嗦。江青接着喊道：“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兰“马上改掉这个封建的名字”，说，“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随后又改口说：“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江青的这些话使人很容易想到她要“克”的是那个“周”。之后，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于瑞芳刚报上姓名，江青就说，什么“瑞芳”，去掉那个“瑞”，就叫于芳。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歧是个高中生，事先认真准备了个发言稿，可是刚开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么孝歧，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凤，江青把手一挥：“净是什么龙啊风啊，改！就叫李树风！树立新风！”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丑行上演。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经过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给人造成的感觉可就不那么美妙了。当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事后有人问我此事确否？我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千真万确！
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与社员一起割麦子。当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外不远处就有一块麦地，不少社员正在收割小麦。
江青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来到麦地里，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既不会使镰刀，也抓不住麦棵，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有割下来。其实她真实的目的并不是割麦，而是让随行的记者照相，老实的大队党支书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自己的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啊！然后就从头上摘下一顶白草帽，说，今天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俩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的是真话吗？看那顶草帽，虽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战火硝烟，30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再说，一顶草帽送给两个人，谁来戴呢？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接着又埋怨起侯隽说，你下地来也不戴个草帽？我看你也变成个小官僚了！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10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收麦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饮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江青等人在一间教室里摆开餐桌，我们和工作人员便在院里树荫下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