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作者：张秀山
当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时，我严肃地表示：“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我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我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的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他们认为我这是对抗。
三是关于东北局的领导。在高岗问题出现之前，针对有人说东北局是宗派班子的说法，刘少奇曾对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而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你回去跟大家说清楚。实际上，在中央的安排下，东北局的领导来自不同地区，战争年代从事不同的工作，有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有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有创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的。为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为抗美援朝胜利，“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各尽其责，并不是为高岗个人工作。
会议开始还是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但是，后来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我、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等人身上，批判和指责我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难以行使职权。
我说：“我与林枫同志没有什么个人成见”，只是“接近很少，谈心不够，互相批评也很少”。高岗调中央工作后，林枫代理书记，东北局的任何重大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都是经林枫的，两人的“关系有了改进，遇事商量请示，内部团结是不断增强的”。而林枫在会议发言中则说：“高岗离开东北局以后，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仍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进行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这种严重情况，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也没察觉。”
在会议期间，罗瑞卿与我谈话说：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对党的负责人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不是反党。“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少奇同志(提意见)和其他同志(给安子文提意见)就是反党”。为此我们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不然怎么会给我加上“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
东北军区的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他却把我、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林枫和其他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我们说成了“五虎上将”。
1979年，在经“文化大革命”之难后，周桓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我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这是后话。
他的讲话被收到会议简报里，毛主席看后，在1955年会议的讲话中就借用了。于是，“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戴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头上。
说到高岗在东北局搞宗派，有一个“五虎上将”，这不是事实，我们与高岗之间都是工作关系。只是我在历史上与高岗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东北与高岗没有什么联系，无非是多干了些工作。马洪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同志，1952年时，就随着高岗调国家计委工作了。尤其是郭峰、赵德尊二人，是在高岗去中央工作之前，才调到东北局来的。赵德尊是由黑龙江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郭峰是辽西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开始还是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们都是较为年轻、有能力的干部，作为培养对象调来，而且由一个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一个部长，这也是很正常的人事调动。这种人事调动安排，从各方面看，也是适当的。当初高岗说过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干部，这也是事实。但是批判高岗时，也就因为这些，就把他们打成“五虎将”。这种搞法显然不实事求是。
林枫在4月24日的总结发言中说：“东北局对于高岗问题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极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这说明对高岗问题的“失察”是整个东北局的重大错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他到了北京之后。
会议开到这样的程度，我别无选择，出于参加革命26年来受到的教育，我只能服从集体决定，只得违心地、万般痛苦地说：“我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问题的。经过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使我认识到，少奇同志是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亲密助手，我反对少奇同志就是反党中央。”
4月中旬，林枫、罗瑞卿到北京向中央作汇报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宗派”，“东北局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纲领或口号就是：“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