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
作者：李良志
后，中共中央内部在处置蒋介石、对待南京问题上，两种对立意见依然存在，惩蒋的声浪依然很高。
12月17日，周恩来初抵西安后致电中央，指出：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果南京进军，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个电报，第一次出现了“保蒋安全”字样，这一提法，反映出中共中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正在转折之中。
18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则是崭新的立场，电报说，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1)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2)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从此电报开始，不论党内外文件，均不再提严惩蒋介石的词句和要求。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文件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原因、性质、发展前途，明确而坚定地指出，为了防止和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我们必须和平解决事变。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和西安当局发出通电，公开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并就建立和平提出四点建议。至此，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正确处置蒋介石的方针问题，最后完成。
从上述文电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怎样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就是从最初的“罢蒋”、“审蒋”、“诛蒋”到最后保证蒋的“安全自由”，亦即“放蒋”的过程。这个过程虽只有短暂的七天，但转变不谓不艰难，其意义之大，是怎样估计也不过分的。
处置蒋介石方针转变的缘由
中共中央严惩蒋介石的方针，不到一星期，即毅然被“放蒋”的新方针所替代，这一迅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出乎意料，事变并未得到各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和强有力的支持，他们同蒋介石的进一步决裂无望；相反，声讨张学良，要求放蒋，几成一致呼声。
西安事变前，各地方实力派，包括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西北的盛世才，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灭异己的政策，无不痛恨。不管是张、杨还是中共，都对上述地方势力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其中的阎锡山，还同张学良有君子协定。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和张、杨都深信，事变必将得到各地方实力派坚决支持，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必将迫使南京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内战。
12月12日，曾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致电张学良，对事变感到“莫名骇异”，居然对蒋介石讲了不少美言，认为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济“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他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愿亲来陕作人质。冯玉祥还告诫张学良，勿受他人之“挑拨离间”。12月16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赞同作出“讨伐张学良叛变”的决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有数电致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12月14日，阎才复电，竟对事变“抱无限之悲痛”、“惊痛无已”，并提出警告，不要将此事件转变为内战。阎锡山还将此电公开发表，以讨好南京。12月17日，张学良派他的秘书李金洲去太原，要求阎锡山不食诺言，对响应事变有所作为；阎锡山答复，他的方针是“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他还要求派赵戴文和徐永昌前往西安，亲见蒋介石，并要求将蒋介石移到太原，由他看管。张学良看透了阎锡山的诡计，没有再上他的当。
12月16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淇翔等16人，通电全国，其中心内容是要求西安事变政治解决，一致对外，反对内战。该电既未谴责张、杨，也未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比较起来，不利于南京，对张、杨较为同情。
12月18日，同蒋介石有深刻矛盾的四川地方势力刘湘，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19日，又致电张学良。刘湘对蒋介石大加吹捧，声称“羁留介公”，无论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印象都是“过劣”，要求张学良“作亡羊补牢之计”，“立即恢复蒋公自由”。
12月23日，宋哲元、韩复榘发表通电，对事变表示“惊痛无已”，颂扬蒋介石，声称必须“保护领袖安全”，“不能有毫发之伤害”。
傅作义与张学良有深交，绥远抗战时，张学良竭力声援。西安事变后，张、杨立即组织援绥联军，希望与傅打成一片，与傅有多次密电来往。但傅作义的态度是：抗日、拥蒋、放蒋、拥张。
盛世才没有对西安事变作公开表示，由于他当时同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执行亲苏路线，他是决不会支持张、杨的。
在当时的所有地方势力中，只有李济深公开表示对张、杨的理解和支持，严厉批评南京讨伐张、杨。
以上就是西安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们中有的人在背地里也对张、杨有若干不同表示，但基本的立场是支持南京。张、杨在西安事变后的地方实力派中的如此孤立处境，是中共中央当初所根本没有料到的。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和救国团体，由于种种原因，也对事变不理解，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
12月14日，一些学界名流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否则“足下将永为民族之罪人矣”。
著名爱国学者、中共的好朋友杜重远，知悉西安事变后，立即致电冯玉祥和孔祥熙，要求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他还在致杜月笙、黄炎培的信中，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
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着全国20余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2月15日，联合会发表了一个紧急宣言，声称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宣言陈词：民族危亡之际，国内团结对敌，乃最大的利益和原则，“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一定为天下所唾弃”。宣言要求张、杨“立刻恢复蒋先生自由”。
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对事变后时局的忧虑，以及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普遍呼声，当然成为我党中央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再次，从当时的国际联络工作来看，张、杨和中共中央企图争取英、美、法、苏等国对事变“谅解”、支持的努力，也可说毫无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