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
作者：李良志
美国既未公开谅解事变，也未表示不谅解，但实际上与英国持相同的立场。事变后，英美大使积极与南京政府接触，赞同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
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式的电报姗姗来迟，而报刊上对事变的谴责连篇累牍，如苏联权威报纸《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中国发生事变》社论，称张学良为“反动势力”，认为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唆使下”，制造了事变，是“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统一抗战，“制造国家分裂”。苏联对事变不但不公开支持，背地也不支持，张学良为此焦急万分，周恩来说，他“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12月17日，毛泽东只好委婉地告诉他，“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一旦他们知悉事变的性质，“当寄以同情”，目前远方政府“为应付外交，尚不敢公开赞助”。可以想象，当时我们与张、杨对苏联的失望心情，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张学良绝不赞成“诛蒋”。事变之时，他斩钉截铁地命令部下，要确保蒋介石的安全。12月12日。他致电宋美龄，“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周恩来17日一抵西安，立即向中央发出“保蒋安全”的电报，绝不是偶然的。过去有人说西安事变后决定“放蒋”，乃是中共“说服”张学良的结果，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之后，上述国际国内动向，当然会为中共中央所密切注视，必然要慎而又慎地思考，权衡一旦严惩蒋介石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和得失，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果断放弃了严惩蒋介石的方针。
中共中央的惩蒋初衷
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当然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等地进行了近一年的秘密接触、谈判，南京还派出代表直接到陕北苏区，向中共中央传递团结抗日函件。此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有条件联蒋抗日的政策。主张严惩蒋介石，是对蒋政策的大动摇、大后退。刘少奇曾对此严厉批评，他说，西安事变中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很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可以推测，当时不管出现多么“紧急”的情况，一旦“诛蒋”，必然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日寇坐收渔翁之利。但也必须看到，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一时持“诛蒋”主张，也并非心血来潮，无端生计，而是蒋介石多年来背叛革命，对外妥协，对内反共反人民，残杀无辜所演成的必然逻辑。他在事变前一年中与中共秘密谈判，也有不少承诺，但一到1936年冬，他又命令张、杨大举进攻陕北苏区，足证此人言而无信，反共反人民的本性难移。因此在西安事变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刻，主张将这个独夫民贼除之而后快，完全不足为奇，也完全无可非议。
事实上，即便是后来自称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国焘，一贯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王明，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也是主张杀蒋的。
叛变革命11年后的张国焘1949年居留香港期间，撰写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编辑出版。书中回忆西安事变的记述，活灵活现地介绍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磋商的情景，如，有的人说，你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有的人“一直在那里狂笑”，说“这件事我们应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说：“我们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但张国焘似乎把自己除外，说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仅提出了“不妨先推测一下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的建议”，从未反对过和平解决，而后来有人却说我对此持反对态度，“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了”。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且先来看看张国焘在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只关心在“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对具体怎样处置蒋介石，张国焘在会上不说，而是半夜三更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敲门，要求将蒋杀头。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所云，乃不实之词也。
关于王明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据2006年12月4日《北京日报》文史版《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一文披露的材料，王明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写信给斯大林，主张杀蒋，而共产国际一些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是一片杀蒋之声。但令人惊讶的是，该文第一个小标题“最初反应12月12日共产国际：杀死蒋介石”，把王明和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等同，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该文上下文内容来看也没有根据。王明当时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根本不能和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相比。当王明个人的意见未形成共产国际决议时，王明只代表王明，不能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杀蒋，这点也是很清楚的。 但70年来，史学界舆论及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均一言以蔽之“和平解决”、放蒋归山，对一度主张“罢蒋”、“审蒋”、“诛蒋”，则讳莫如深。比如《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的34份珍贵文电，所披露的4份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电中，即略去了12月12日主张“诛蒋”的“文亥”电。又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在有关西安事变一节的叙述中，虽言及毛泽东致张学良的“文亥”电，但删节了“紧急时诛之为上”等重要文字；其余如《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等，都作如是处理。在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位知名学者明明阅读过有关西安事变的核心机密资料，却矢口否认中共中央曾有“诛蒋”初衷。
我们的政治理论界、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文过饰非，不愿面对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认为是有一个观点在禁锢着人们，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光荣、伟大的党，而且是正确的党。我党既然积极促成西安事变的正确解决，作出了具有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怎能又言及其过程中的瑕疵、错误呢?我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也并非完全正确，更不可能永远正确，没有错误的党是绝对没有的，除非它不食人间烟火。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正确的认识从来都是在实践中补充、修正的结果。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不可战胜，在于它有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它忠于实践，在实践中集思广益，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这是我党的真正光荣、伟大之处，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生死关头，我党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只经过短暂的酝酿、徘徊，即形成了完全正确的政策，对他不计前仇，不抱私怨，与之联合抗日，这不恰恰证明我党的英明、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