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作者：陈大斌
宋玉凡这一自作主张的“土政策”，救了不少百姓性命，也使他更进一步看到了公社化中的严重问题。
马道奎说，七千人大会后期，安徽省各级干部在会上揭开“大跃进”以来安徽问题的盖子，中央撤换了省委主要领导。以李葆华为首的新省委上任以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正”“责任田”。1962年3月上旬，新省委向全省下达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要求“坚决把它改正过来”。3月中旬，在周尽农的主持下，宿县县委召开了常委会议。对于省委要求“改正”“责任田”的要求，绝大多数常委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
周尽农也想不通。我查看了宿县县委这次常委会的记录稿。周尽农的发言，明显表露出他留恋“责任田”的心理。
他说：“我主张先立后破……”
什么是“先立后破”?几十年后，周尽农对我解释道：“破”指的是“改正”“责任田”；“立”就是要先找到一个能把集体生产搞好的办法，先“立”起来，之后再改“责任田”。不然，不搞“责任田”又回到老路上去“大呼隆”，农民还得挨饿，弄不好还得饿死人!
在这次常委会上，周尽农还坦率地说：“我心里有矛盾，一条影响生产不行，一条农民吃不饱不行。无论如何要让农民吃饱。”他还说：“我们当干部的犯了错误，检讨好做，可农民要吃饭，弄粮食难啊!我看还是要下力气抓生产，弄粮食，有了粮食我们检讨起来也好做。”
县委常委会议后随即召开了县委全会和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会上议论纷纷，情绪激烈，大多数同志主张“慢慢改”，相当多的同志主张不改。周尽农说，“责任田”再搞几年，我看也翻不了天，也出不了修正主义。之后，周尽农又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和区委书记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武念兹激动得卷起袖子，慷慨激昂地说：“我认为，‘责任田’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苏联、东欧等国家的集体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被我们在实践中解决了。曾希圣这个人在安徽的工作中错误确实严重，但是他敢于推行‘责任田’，是从实际出发的，可以说是一项创造，是他为安徽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他请求县委网开一面，让符离区作个试点，暂不“改正”，继续试验。他说，试出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这个意见我敢向党中央提。武念兹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激动起来，说：“老武，我们支持你上北京去上访，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建言。大伙给你凑路费盘缠。”
武念兹深受鼓舞，这便成了符离区委“上书”毛泽东的直接动因。
“万言书”的形成经过
县委扩大会议以后，武念兹回到区里，立即动手，组织区委办公室的张文斌、周培建、关德明等搜集材料，由张文斌执笔，给毛泽东写信，保荐“责任田”。他们从基层搜集到大量的材料说明“责任田”的好处，要求继续实行这一办法。4月下旬初稿完成。5月下旬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在开会的前一天晚饭后，武念兹来到周尽农的办公室。武念兹说：“周书记，我们区委给毛主席的信写好了，能不能请马秘书给我们整理修改一下?”周尽农当即指示马道奎：“你帮他们好好改改。”马道奎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马道奎接受采访时说，符离区委信的初稿，观点明确，实际材料比较多，但结构比较乱，行文不够通顺，更缺乏理论概括。于是我又一次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查阅列宁的有关合作制的文章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有关论述；然后在不损害符离区委原来意图的前提下，进行了整理修改。我修改的目标是尽可能做到反映的问题明确，观点鲜明，文字通顺简短，让中央领导能看下去，并引起思想认识上的共鸣，以收到预期效果。
马道奎说，对这封信，周尽农是旗帜鲜明、全力支持的。但从我来讲，为了避免以后此事可能给领导添麻烦，5月20日左右，我把符离区委的信整理修改加工定稿后，故意没有送给县委负责同志审阅，就交给县委办公室的尹政誊抄。几天后，县委办公室主任朱庆来把信交还符离区委武念兹。符离区委全体委员逐一亲自签名后，于6月初寄给毛泽东，同时还给华东局及安徽省委都寄了一份。
符离区委的这份“万言书”列举了大量事实，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法，雄辩地阐明“责任田”不是方向错误，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万言书”列出“责任田”在当地实行以来所显示的“八大优点”，认为“责任田”办法在现阶段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简便易行，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它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相适应，可以发挥每个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每个社员的生活都有保障。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对“责任田”不能“一下子扼杀掉”，而应继续实行。
马道奎说，信发出后没有回音。武念兹等不甘心，就在第一封信的基础上作了些修改，再次上书党中央。因此，目前社会上流传的符离区委的“万言书”有两个版本。由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包产到户资料选》(一)和由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宿县县志》所收录的符离区委的信，是1962年7月2日符离区委修改过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第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封信在文字上改动了第一封信中比较尖锐的语句，尤其是删去了第一封信中理论锋芒比较尖锐的段落，包括关于实践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关于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深入“虎穴”探“虎子”的观点、关于正确的退却是为了更好的进攻的观点、关于相信农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等等；第一封信列出“责任田”有八大优越性，第二封信增加到十大优越性。
当地的同志普遍认为，第二封信削减了第一封信的理论锋芒，其鲜明性和战斗性均不及第一封信。马道奎说，从历史真实来说，符离区委给毛泽东的“上书”，只能是1962年5月的那一份。现在尽管对这一历史事件宣传不多，可也出现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