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一份引起邓子恢重视的“万言书”
作者：陈大斌
少错讹。有些文章，尤其是某些报告文学作品，没有搞清历史事实，把两封信混为一谈，作了许多毫无根据的推测、议论。因此，我认为这些情况都应当说清楚，以免继续以讹传讹。
马道奎说，符离区委的第一封信发出后，宿县县委常委们都想知道其内容。1962年6月，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大家纷纷要求看看这封信，周尽农指示办公室根据我留下的底稿打印20份，发给县委常委每人一份。
“万言书”发出之后
符离区委的第一封信引起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重视。他于7月初(有的资料说是6月下旬)派以张其瑞为首的一行四人调查组来到宿县，进行专题调查(与此同时，王观澜率调查组到皖南芜湖地区农村作调查)。张其瑞等到宿县后，先后找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和社员群众进行调查了解，着重调查了符离区王楼公社(原符离公社王楼大队)和城郊区刘合公社(原三八公社刘合子大队)，写了两篇调查报告。王楼公社的调查报告说：“‘责任田’增产粮食显著。社员们说，‘实行一年责任田，粮食就够吃二年’。”“‘责任田’解决了经营管理中许多矛盾。”“社员不用派工催工，都是早出晚归，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肥料增加一倍，牲畜喂得又肥又壮。”干部社员都满意。“符离区委和王楼公社党委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既不是单干，也不会两极分化，仍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是农业生产的最好办法。”刘合公社的调查报告说：“区委和公社党委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错误的帽子，允许他们试验三年，粮食过关了再改。”调查结束后，调查组于7月14日和县委作了沟通，讲了调查的结论：“我们个人意见：‘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邓子恢很重视这个调查。7月18日，邓子恢将符离区委来信及两个调查材料转给毛泽东。这两个调查报告成了北戴河会议的参考材料。
张其瑞等人的调查意见，鼓舞了宿县县委负责人，也给符离区委带来了一线希望。7月16日，周尽农指示将张其瑞等人的汇报记录打印发给县委常委阅读。 后来，这些事都成了宿县县委和周尽农“坚持包产到户”的罪状。
尽管农民从心底发出“责任田”是“救命田”的呼喊，尽管不少有识之士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反映了“不要改正”的强烈愿望，但是，“责任田”的“改正”在当时是“大势所趋”。
1962年7月至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这几次会议大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批为自成立以来没干过一件好事而被撤销，邓子恢被撤职。安徽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的突出代表，受到严厉批判。
10月12日，安徽省委召开了一届十三次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坚决地纠正“责任田”。武念兹及宿县县委、符离区委被点名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符离区委及所有与“万言书”有关的人员再一次遭遇厄运。周尽农和武念兹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受到残酷批斗。省、县革委会成立以后，工作组到符离区万桥大队成立以批判“责任田”及“万言书”为中心内容的大批判专业队，把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也是“责任田”的积极推行者)、周尽农、武念兹三人当做“活靶子”，拉到全县、全地区、全省各地去“游斗”，前后共达280多场。符离区及宿县一大批人因受此牵连而遭到无情批判和残酷斗争。
即便如此，“责任田”在淮北大地上仍没有完全绝迹。一些僻远地方，农民仍顶住压力“偷着干”。周尽农说得好：“责任田”最终被“改正”了，可它扎在人们心上的根是难以拔除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宿县及整个淮北地区，不用动员，“哗啦”一下子就推开了，看似强大、不可动摇的人民公社体制顷刻间土崩瓦解。是什么力量的作用?说到底是人心。扎在农民心上的“责任田”的根未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一吹，它就蓬勃萌发生长起来。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