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周恩来总理外事工作二三事
作者：李家忠
争的锤炼，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变得更加巩固了。”周恩来庄严承诺：“在越南停战后的新时期。中国人民将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直到取得彻底胜利。”当时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宴会后，我看到周恩来亲自把客人送到人民大会堂门外，并走下台阶，一直送到汽车门前。
抱病登上宝塔山
越南党政代表团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周恩来于6月9日亲自陪同越南领导人乘专机到延安参观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第一次回延安。
专机抵达延安后，越南代表团成员和中方陪同人员的车队缓缓进入市区。尽管事先无人通报周恩来到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几万人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车队无法前进。随行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走出汽车，亲自和当地交警一起指挥交通、疏导车辆。大约半个小时后，车队才抵达宾馆。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对我说，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恩来。
下午，在客人听取介绍延安情况前，周恩来对随同人员说，他想趁大家中午休息，悄悄去爬一次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周恩来换乘吉普车前往，并绕道从庄稼地穿行。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泥里，地方上的同志和警卫人员一起把车抬了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周恩来已经患病，现在回想起来，那次周恩来登上宝塔山，可能是为了追忆和怀念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也是向延安父老乡亲作最后告别。
接着，周恩来陪同客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周恩来停下脚步，指着信中的几句话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当晚，延安革命委员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恩来和陕西省负责同志出席作陪。宴会上准备了煮土豆、煮玉米等当地的土特产，客人们吃得很香甜。范文同总理说，他一口气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时，周恩来站起来对大家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连忙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经济发展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20多年后的1995年，我担任中国驻老挝大使期间回国述职、休假，外交部组织部分大使、参赞到延安参观学习。看到延安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想起当年周恩来的一席话，心情非常激动。
挺身保护陈毅
1967年春夏，我从中国驻越大使馆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全国形势越来越乱，但林彪却说形势一片大好，“乱是乱了敌人”。外事口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斗争的核心和关键是如何评价解放后17年来的外交工作。对此，外交部的看法分成两派。一派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和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他们认为17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的路线。所谓“三降”，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和投降各国反动派；“一灭”是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坚决打倒外交部长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实际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一派是外交部“攀险峰”、“总部”和“驻外革联”，他们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对陈毅外长的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反对“打倒陈毅”。。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苦撑局面，多方斡旋，同意对陈毅进行批评帮助，但坚决不同意“打倒”。
1967年8月7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一派在东交民巷(当时改名为反帝路)30号小礼堂召开“批陈小会”，我们“驻外革联”和外交部不赞成“联络站”观点的人不得参加，只能在院子里观望。大约午后l时许，周恩来身穿银灰色咔叽布中山装来到30号院内，准备走进会场。这时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听后非常气愤，质问“联络站”头头：“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了协议嘛，你们还这个样子!”说着周恩来便停止了脚步，冒着酷暑坚持站在院子里，不肯走进会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会议主持人才把大标语拿掉。散会后，等在院子里的同志自动列队鼓掌，周恩来从两队中间走过，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就在这时，“联络站”头头又把陈毅扣留在了地下室。周恩来闻讯后，责令一名支持“联络站”的司局级“亮相”干部，要他立即把陈毅送回家。这期间，周恩来先后陪同陈毅参加过8次大小批判会。在一次批判大会上，造反派扬言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说要冲会场。当时身体已十分虚弱的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保健医生赶紧给周恩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整整30个小时无法工作。
就在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钓鱼台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头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王力极力煽动极左思潮，声称“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不动班子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权才威风。”他还说：“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王八七讲话”的鼓动下，“联络站”头头和外交部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举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布夺了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由此外交大权旁落，外交工作陷入混乱。接着“联络站”召开夺权庆功大会。我从广播喇叭中听见会场内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打、打、打!打倒保皇派!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在这种极为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力挽狂澜，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国务院。与此同时，周恩来巧妙地委托杨成武将“王八七讲话”送给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批了五个大字：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外交部一些人在江青等“四人帮”头目驱使下，掀起了一股批周恩来的黑风。有的披挂上阵，作影射周恩来的动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