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周恩来总理外事工作二三事
作者：李家忠
告；有的举办旷日持久的司局级学习班，名义上是批代部长姬鹏飞，实际上矛头是对着周恩来，一时把外交部搞得乌烟瘴气。后来听说，外交部有的人此前还和“四人帮”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大批周恩来，无限上纲。周恩来从顾全大局出发，百般忍让，但忍无可忍时，他也拍桌子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一片悲痛。
“四人帮”在幸灾乐祸的同时，拼命压低悼念周恩来的规格。在他们的旨意下，周恩来的遗体被停放在北京医院一个很小的普通太平间。当时许多外国领导人纷纷表示要前来参加周恩来的葬礼。一天，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听说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已经准备好了前来中国的专机，便非常激动地对亚洲司的同志说，要着手准备接待，否则在情理上太说不过去了。但接着便传来“上级”的指示：一律不接待外国领导人。当时外交部规定，除处长以上干部和高级翻译可以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外，每个处还可去一名群众代表。我既不是处长，也不是高级翻译，便主动推荐我自己，但亚洲司领导不同意，说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轻人去，这样我的资格便被否定了。下班后，我去政治部再次说明我的愿望，负责人说，大家已经在院子里排队，准备出发，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地站在队里，和大家一起去吧!
走进北京医院，只见一个个解放军军官冒着严寒，一边手托军帽缓慢行进，一边失声痛哭。周恩来安卧在鲜花丛中，外交部的同志默默地向敬爱的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四人帮”被迫同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周恩来设置灵堂。由于朝鲜和越南驻华大使要前往吊唁，亚洲司派懂朝语的谭静和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值班。解放军军乐队的同志一边吹奏哀乐，一边流着泪，情景极为感人。在那种极度沉闷、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人人都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那年清明节前夕，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当时北京市已向各单位打招呼，让人们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但我还是去了。那天，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成了花圈的海洋。广场里停放着许多自行车，很多没有上锁，但秩序井然。我看见有几位解放军推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放着一个大花圈，落款处写着“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去询问：解放军怎么也敢来天安门广场?其中一位说：悼念周恩来，有什么不敢?不久，“上级”正式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命令，接着便要求大家将抄写的悼念周恩来的诗词上交，街道居委会也动员大家交出抄写的诗词。我悄悄地用浆糊把抄写的几张纸贴在床板下面，躲过了检查。
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终于被粉碎，沦为历史的罪人。30多年来，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外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追忆往事，感慨良多，此时此刻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永远激励和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发前进。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