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百岁老人周有光的文字春秋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周有光：为什么不成功？因为部队里，第一，战士们都很年轻，第二，他们什么顾虑都没有，可以集中学汉字。
记者：而且部队里面有纪律。
周有光：到老百姓里面，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学的强度不能这么强，还要工作。另外，从学习角度来看，心理学家都认为这种强化学习的办法，只能用于少数人，不能用于多数人。这样就把目光转移到文字改革上面，文字改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定一个汉语拼音方案，用拼音来作为学习的工具。
汉语拼音在国内是人民大众走近文化的桥梁。不仅是国内，中国文化要传到国外，很多国家都要学汉语，怎么学汉语呢？怎么学汉字呢？第一步就是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是双向桥梁，一方面面向中国国内的大众，另一方面是跟世界的交流。因此，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小学生一上学就学汉语拼音，这二十几个字母很方便。当时我们设计这个东西，要得到各方面的同意，要考虑各方面的要求，要考虑到目前的和长远的要求，要考虑到在国内的和国际的要求，结果考虑了3年时间。因此有人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真笨，搞了3年只有二十几个字母。
记者：当时对于拼音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有很多的争论？
周有光：当时的争论很大，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中国要制定的这套字母，它是民族形式还是国际形式？
记者：当时你们定了两套方案。
周有光：定了两套，拉丁字母是一种，民族形式因为要统一语种，搞了四种，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看。结果到会的100多个代表都不同意民族形式，最后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形式。
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从金融经济到语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彻底”。
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我是上海人，
三个人在外国讲话讲不通，只能用英文。这不是笑话嘛
幼年的周有光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语言有兴趣，他在小学、中学的国文课读的都是古文，但老师却比较开明，提倡学生课外看白话文的书。直到高中后，周有光才开始喜欢语言学，他说那是因为受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在大学里，周有光主修经济，但对语言学的爱好使他也选修了语言学的课程。
周有光读的是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一进大学，他就不得不使用英文打字机，而英文打字的快速与方便，大大激发了他对文字改革的兴趣。
周有光：圣约翰大学那真是一个洋学堂，一进大门就讲英文，不讲中文。除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之外，其他课一概讲英文。这种环境给了我许多新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吧，进大学第一件事儿要去报到，很奇怪，我登记以后就给我一张卡片，卡片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学校规定的拼音方案，用拼音拼的上海话。我第一次知道了这26个字母的作用。后来还知道，学校里所有的档案都是按照字母排序来管理查询的。
记者：您当时就对拼音感兴趣了？
周有光：还有第二件事，做作业都在打字机上做的，打字机写英文效率非常高，用中文手写，效率差得很远。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刺激，感觉到我们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跟外国的差距。因此我就开始注意语言文字的问题。
记者：那时候您在圣约翰学的还是经济？
周有光：学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赚钱。
记者：但兴趣已经开始转到语言学、文字学方面了？
周有光：是。后来我到了外国，更感觉到他们用英文工作办公的方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20世纪40年代到美国，那时日本有专门机构到美国调查办公效率问题，结果是日本人用日文来办公，美国用英文，效率相差很大，1个美国人的效率要抵15个日本人。
记者：是因为英文和日文造成的这种差距？
周有光：文字工具有差距，还有工作方法不一样。从那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办公效率化，办公现代化。日本对文字改革很重视，对于办公改进也很重视。所以汉字的打字机，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
记者：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没有用普通话，是不是也造成了当时人们之间交往交流的困难？
周有光：是很困难，后来我到外国，常常碰到中国人。有一次在欧洲，碰到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我是上海人，三个人讲话讲不通，只能用英文，这不是笑话嘛？
记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汉语拼音方案》的，您会不会有一些失落？
周有光：大家都用就好。由于政府的重视，由于教育部的坚持推广，90年代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包括推广普通话，进展是非常快的。特别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也采用汉语拼音编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不是一个小图书馆，全世界的学者没有不利用它的。它的中文书有70万部，这70万部书的编目要改成汉语拼音，多少年也办不了，因为改的话，得要2000万美元。到了20世纪最后几年他们有钱了，花了3年时间，把70万部书的编目全部改成了汉语拼音。
我有两次逃过劫难，
一次是重庆轰炸，一次就是反右
《汉语拼音方案》顺利实施后，国家又将简化汉字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了一门新学科——“现代汉字学”，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这本大学教材的基础。1961年第一版后，即向全世界发行。而这时的周有光已彻底告别了经济学界。令他庆幸的是，这次改行竟让他逃过一次大劫难。
周有光：应当说我是很高兴的，高兴什么？我1956年就到北京来了，刚离开经济学界，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在上海，经济学教授都是重点，地位高一点的，都打成了大右派，进监牢20年放出来都变老头子了。我逃过了这一劫。
我逃过了，糊里糊涂都不知道，后来上海的朋友来看我，说不得了，你逃过这一劫了，否则你在上海肯定是大右派。
抗日战争期间，我逃到四川，在重庆，遇到轰炸，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炸开，把我摔在路旁边去了。旁边的人炸死了，我活着。所以我有两次逃过劫难，一次是逃过了重庆的炸弹，一次就是反右。不过，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逃不过了，我们单位隶属国务院，下乡下到宁夏五七干校，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劳改营，把劳改犯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把劳改营收拾收拾给我们住，国务院下去有5000干部、有5000家属，1万人在那里，叫做五七干校，名字很好听，实际上那都是“高级劳改犯”。
记者：也是去改造去了。
周有光：到那里去当然不能搞学术了，普通书都不能带，可是带字典可以。那个时候有小本的毛主席语录，翻译成各种各样外文的都有，我就带了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小字典，有空的时候就拿这些材料做一些研究。
记者：那段生活在您的印象里面深吗？
周有光：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把不利的条件看成有利条件就好。五七干校那个地方走20里路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去了，觉得倒有好处。我容易失眠，下去做体力劳动就好了。我的身体不好，到了五七干校把我身体搞好了，一直到今天也不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