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作者：苏维民
一 批 问 题
通过这次蹲点，杨尚昆初步摸到了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深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都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向中央反映。对此，我们当年是知其事，不知其详。杨尚昆在谈话中回忆，他当年还不可能在总体上对“四清”运动提出重大意见，提出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有这么几件事：
一是运动后期，我打电话给龚子荣，说有几个问题请他请示中央：（一）关于划阶级问题，中农划不划？如何掌握重新划地主、富农的标准，对那些一贯表现好，可划可不划的是否可以不划。还有，要不要搞“阶级档案”？陕西有的地方已经印发了“阶级档案表”，这种表非常烦琐，很难填，也很难填准确，日后无法作为依据。（二）地、富财产动不动的问题。（三）干部贪污的退赔问题。可否采取检查从严、退赔从宽的原则处理。（四）关于干部打击面问题。有的同志说，对干部只要不开除公职，给予行政撤职、开除党籍、留党察看都不算打击，这是否妥当？龚子荣写了一个电话记录送给彭真，彭真也很为难，只好批示：“还是综合各方面问题，汇集起来看看，可以等西北局讨论后，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二是回京后，我向中央作的蹲点报告中提出了几个问题，主要是：（一）关于在运动中如何对待干部问题。经过调查，我们认为现任和卸职的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占90％，问题多的占9％。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我们把好的干部作为依靠对象，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改进作风，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对所有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又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于有错误、有问题，又不检查、不交代的，决不姑息迁就，但只要认识错误，决心改正，就诱导他们查危害、挖根源，提高阶级觉悟，给以将功补过的机会。经过改选，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都连选连任或改任其他职务，生产队的干部连选连任或改任其他职务的占60％以上。（二）关于建设好党的领导核心问题。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始终明确必须把整党建党工作抓好，给大队留下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在牛角大队，先后召开十余次党支部委员会或支委扩大会，严肃认真地解决了支委会内的团结问题，在此基础上改选支委会。改选前，在党内外再次进行树立党的核心领导、认真推举支委候选人的教育，号召大家挑选最好的党员担任新的支委。选举结果，原来的7个支委有3人连选连任，1人改任生产队长，3名在运动中表现好的党员和1名在运动中入党的新党员被选进了新的支委会。新的党支部产生以后，工作组逐步退到第二线，一般问题由党支部负责处理，重大问题由工作组和支委会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在工作组离村一个月前，新的支委会已经完全担当起领导大队全面工作的职责了。
三是我回京以后，邀请中央机关一些参加“四清”蹲点的同志座谈。我提出一批问题请他们考虑，主要有：（一）“四清”运动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按照《二十三条》规定，整个运动的时间缩短了，那么搞一期“四清”主要做哪些事？比如建立各种组织就要力所能及。牛角大队就没有按规定建立民兵组织。长安县委书记顶不住，说造个花名册吧。我说要造你们去造，我不管。我们只抓三大组织：党支部、贫协、生产管理委员会。还有，长远生产规划搞不搞？有的地方搞了，面面俱到，一两万字，谁去落实？问题是突击搞出来的东西，缺乏科学论证，到底有没有用？（二）关于划阶级。最大的问题是地主、富农的子女和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如何划成分？比如在延安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富农早已不在了，他们的下一代定为地富子弟，第三代定为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再往下第四代怎么划？这部分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8%—10％，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还有，什么都强调贫下中农成分，好像贫协比共产党还纯洁。中农有点灰溜溜的，中农的子弟申请加入共青团都很难。我曾对康生说，你不是搞理论的吗？过渡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的变化究竟有什么说法？他支支吾吾。（三）关于贫协组织，能否长期存在发挥作用？运动中强调贫协作用，运动后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贫协要揽权，就会同生产队，同党支部发生冲突。（四）关于运动要不要从夺权入手？根据我的了解，真正属于两面政权的是极个别的，总不能说建国15年，反革命政权反而多了。
根据以上这些想法，我在给中办第二批下去参加“四清”的同志讲话中提出：（一）搞运动主要抓大是大非。要有意识地把小是小非放过去，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在农村，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党支部。一些地方，贫协的地位比党组织还高，运动中许多问题由贫协作决定，其实背后是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后期，党支部恢复正常工作，贫协就不满意了。因此改组大队党支部，不要拖到运动后期。（二）要自始至终抓生产。抓生产，既要抓粮食，也要抓副业、抓多种经营。至于长远规划，不要搞得太烦琐。我在牛角大队，只提一个奋斗目标：亩产千斤粮，百斤皮棉，每户一头猪，几只鸡。简单明了，家喻户晓，老人小孩都记得住。.
调解胡耀邦和西北局间的矛盾
我们去长安蹲点的时候，正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中央派胡耀邦去接替他的工作，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后任第二书记）。不料没过多久，他就和西北局发生了很大矛盾，双方都向杨尚昆反映情况，杨尚昆不得已做了一个“和事佬”。因为双方的看法差距很大，杨尚昆夹在中间很是为难，但又不得不尽力去做。这是杨尚昆下乡蹲点碰到的一件大事，现在知道内情的人已经不多了，他详细地给我们讲了缓冲双方关系的经过：
胡耀邦离开团中央，很想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在去陕西前，他已经跑了不少地方，了解了许多情况。到陕西后，他又立即下去巡视工作，先后走了十几个县和一些厂矿、学校，多次讲话、作报告，对当时一些“左”的作法有意见。他讲话有思想、有见地，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很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是，他讲话不严谨，容易被人抓辫子。
胡耀邦到陕西不久，就向西北局和中央作了题为《走马到职报陕情》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明显和西北局的看法有分歧。主要是：（一）用数据说明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他说中央五月工作会议后，省委在西北局的督促和帮助下，揭开了省、地、县三级领导核心的盖子。据初步排队，省一级65个厅局，整个烂掉了和问题严重的占70.7％。9个地市委，问题严重的占77.8％。103个县市委，整个烂掉了和问题严重的占60.1％。全省有660多个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二）关于怎样对待干部，他说不管我们党混进了多少阶级异己分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还是大多数，他们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否认他们的大多数人可以改正错误，应当思想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同样是一种右的消极的错误政策。（三）关于农村的阶级斗争，他说我国现时农村出现了不少剥削压迫人民的特权分子，还有这样的一些集团，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特权阶层。不能说我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富裕阶层。（四）关于陕西的农业生产，他说这几年陕西的农业生产严重落后了。抓生产小手小脚，慢慢腾腾；抓阶级斗争患得患失，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