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作者：苏维民
2月18日，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从北京回到西安。当天，西北局主要领导就向我谈了他对胡耀邦的意见。后来胡耀邦也来找我谈陕西工作情况和他的一些想法。双方不同的意见都向我这里集中，又都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由我出面调解。我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感到双方思想距离很大，情况也很复杂，不好马上表态。
3月4日，张德生病逝。6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公祭，公祭后送遗体去公墓时，我搭乘西北局主要领导的车，在车上同他谈了5日胡耀邦找我谈话的情况，告诉他胡耀邦的态度比较好，承认以发《电话通讯》不妥。从公墓返回时，我改乘胡耀邦的车，又同他交换意见，并告诉他西北局将召开会议讨论《电话通讯》有关问题，并要我届时参加会议。当时，胡耀邦表现精神紧张。
3月11日，西北局开会，先听取胡耀邦关于陕西工作的汇报。胡耀邦说，省委对面上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考虑到陕西生产落后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须以《二十三条》为武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投入到组织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面上的夺权斗争暂时放一下，集中力量抓生产。他承认对处理干部的“四条”事先没有经过省委讨论，也没有请示西北局，从组织原则上讲有错误。会上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指责他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提出几个暂停是惊慌失措，给运动吹了冷风，是指导思想上的倾向性错误等等。会后，胡耀邦立即给我打电话，表示对会上的许多发言不满，提出要到中央去说明情况。我劝他要冷静，听下去再说。会议一直开到3月17日，胡耀邦已心力俱乏，卧病不起了。
3月下旬，胡耀邦的秘书戴云来到牛角大队，带来胡耀邦病中写给西北局的信稿，表示认识到处理干部“四条”是有错误的，但对西北局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解释得多了一些。我同戴云对信稿逐段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3月28日至31日，西北局继续开会。会前，我去医院看望了胡耀邦，尽量稳定他的情绪。会议最后一天，我发言指出，《二十三条》下达后，耀邦同志思想有片面性，原因是他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很着急，想用缓和革命形势的办法来促生产，心意是好的。同时他对前一段面上的社教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是符合《二十三条》精神的。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不能这样说。他有片面性，有摇摆，但不能说他有与中央平行的路线。在革命与生产问题的关系上，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今后怎么办？耀邦同志应该在省委会议上作个检查。耀邦同志的信，写得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根据这封信的认识水平作检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现在起，到省委开会之前，大家都不要再议论这个问题了。省委的同志要抖擞精神，挺起腰杆工作。最后，会议宣布胡耀邦已对他的错误作了检查，省委决定停止执行对干部的“四条”，问题初步解决，就结束了。
4月29日，我去陕南看了面上的“四清”情况后回到西安。这时，胡耀邦的身体尚未恢复，陕西省委的会议也还未召开。我请西北局主要领导考虑，胡耀邦仍在病中，目前农事正忙，召开大规模的省委扩大会议是否合适？可否推迟到夏收后再召开？西北局主要领导表示可以考虑。随后我又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的情绪仍然很激动。他们二人不直接交谈，我夹在他们中间也很为难。我只好对胡耀邦说，要慢慢进入角色，要保持高姿态；又对另一方说，要注意班子的团结，不要影响工作。
关于双方之间的争论，我在电话中报告了彭真。彭真的意见是西北局的会议不要再开了，互相有意见让他们直接见面解决。我从陕西回到北京后，又分别向邓小平、彭真汇报了陕西的情况。对双方的争论，小平同志主张等一下，看看再说，不必急。小平同志知道，当时毛泽东对下面的“四清”运动并不满意，有关争论的是非也很难说清楚。
事过境迁，30余年后，杨尚昆怎么看待这场争论呢？他说：
现在看来，胡耀邦大体是正确的。胡耀邦对1964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本来就有看法。到陕西后，对面上“四清”搞夺权斗争，乱批乱斗，处理过重，致使干部情绪消极，严重影响生产，他心情十分着急。他提出四条纠偏措施用心是好的，只是做法急了些，组织程序也不周全，自然会遭到西北局领导的反对。当然，胡耀邦上台伊始，说话不够谨慎，轻率表态，也容易引起别人对他不满。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够做的，只能是尽量缓冲当时他们的紧张关系，稳住大局，别无良策。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