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中学
作者：张颂甲
教科书是用“嘉乐纸”（一种质量很次的再生纸）印刷的，因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连课本也没有，只能用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颜料清水自己泡制。晚上校舍一片漆黑，惟有教室中闪烁着灯亮，那是晚自习时点的桐油灯，两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如豆的萤光。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是黑黢黢的。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当年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和确立的人生观，时至今日，犹使学子感到受益匪浅。
战时在国立中学任教的教职员工成千上万，在一篇文章里难于介绍。我的十六中同窗曾德汲曾有一篇短文，对几位授课教师做了一点剪影，或可略见一斑。
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钱辉唐是十六中高中部的数学教师。他教学十分认真，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拿张纸出来”，大约花十分钟时间，测验几道代数题，这样既可以考察学生对上一节课程的理解程度，又可以集中学生接纳新课的注意力。每节课留下的习题总有三四十道之多，晚自习时学生往往要演算一两个小时。钱师不厌其烦地仔细批改学生作业，及时纠正我们演算中的错误。
1944年春开学后，教我班三角学的段老师是同班同学萧壁垓的母亲，她孤身一人，带着两个男孩子从湖北逃难到四川，进入十六中任教。有一次她的长子萧京垓患恶性疟疾高烧持续不退，而校医缺乏必要的治疗手段和药物，以致损伤了他的脑组织，得了精神病，有时神志不清，独自一人沿着成渝公路走个不停。每次发现他失踪之后，段师和萧壁垓便邀我们四处寻找，给苦难的一家增添了无尽的烦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段师仍然抖擞精神，绝不误课，努力教好三角学。
身为十六中校长的教育界名人夏赓英，要求学生每星期写“周记”，由他亲自抽查。他经常针对学生的思想和要求，作出批示，由此可证他是一位多么认真负责的校长！
生活清贫困苦学子发愤攻读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品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胡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16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是最大的痛楚。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猪肉，称为“打牙祭”。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搔痒不止，多半是个疥疮客；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不幸患了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还有不少学生每到夜晚，双目失明，黑灯瞎火，经常碰得头青脸肿的，那是因营养不良而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朵都会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抱怨，更没有当逃兵。他们安之若素，刻苦攻读。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却是昂扬向上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找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流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籍贯的人亲密相处，熔于一炉，绝无狭隘的乡土观念，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思想，而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以我所在的十六中初中分校为例，以籍贯分，鄂籍学生约占半数，苏、豫两地次之，人数较少的有东三省和冀、鲁、晋、皖、浙、赣、湘、粤、闽等省份，还有川、黔省籍的人。因为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校内、班内都是南腔北调，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乍听起来，好像今日之相声剧。我的同窗林长治经过多年观察，作了归纳：就以“打倒日本鬼子”这句口号来说，发音各有不同，东北营（人）喊“打倒一（日）本鬼子”，湖北忍（人）喊“打倒二（日）本鬼子”，江浙神（人）喊“打倒四（日）本鬼子”，而上海宁（人）口音又有别于江浙，他们喊“打倒十（日）本鬼子”。林长治笑着说，唯独没有人喊“打倒三（日）本鬼子”的。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京剧班，大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练习西皮二黄，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校园，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败，日寇铁蹄占领了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此时，爱国的国立中学学生无不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安静读书的心情，直欲投笔从戎，杀敌报国。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的这一股热情，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于是，各校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热烈响应，纷纷报名。一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缅北大反攻，大败日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部分青年学生被编入青年军的十个师，准备反攻。未几，日寇无条件投降，青年军转入国共内战的战场，许多人为此落得悲惨下场。但他们参军的初衷是报效祖国，这是无可非议的。
教育史上特殊篇章 培育一代英才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回原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遂自行遣散，不复存在。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了。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怎样看待昔日的国立中学？60多年后再翻阅旧章，不禁思潮滚滚来，今日似乎可取得以下几点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