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史树青：鉴定国宝的“国宝”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现的唯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史树青：后来我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我说张局长，您得帮忙啊，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个电话，河北省不要这东西咱们要，这是国宝啊。
记者：后来河北省要了吗?
史树青：河北省不要，张文彬要过来了。据说河北省也嫌贵，2万多块钱。后来送回来是2.5万元买的。
你们这么干不行
史树青对待文物工作认真负责，这股认真劲儿也体现在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专业要求上。在一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活动上，史树青对于某些工作人员竟然不了解历史常识非常生气，禁不住当众教训起这些年轻人。
史树青：我说你们每个人必须买一本年表，5块钱买一本年表，工作的时候没年表不行，不能研究学问。好家伙，如果有人问你开启是哪年的，你没有年表能知道吗?我的老师陈垣先生70岁了，他用废了五本年表。年表太重要了，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没年表哪行啊，一定要买本年表。
还有一次在福建开会期间，熊伯齐跟我说，咱们一块到福建来，您能鉴定文物，您带着我去文物商店，我得买点纪念品。我就带着熊伯齐到文物商店买去了。结果去后文物商店有很多的画、很多的东西要看。店员都是年轻的，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我们就发现有张画，那张画写的是鹰阿山人，图章是戴本孝。我说这是个好东西，是清初一位大画家画的，得买这个。我们问售货员，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上海文检局给我们检查过，说不是真的，可以卖给外宾。我就跟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不买熊先生买。她要2500元，最后大概给了1500元。这真是好东西，回到旅馆后熊伯齐让我们几个朋友看，其中朱家潘先生看了，说这个画可不得了，百分之百真东西，故宫博物院才一两张，这个画起码值10万元钱。结果《福州日报》等媒体派记者来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就登了个消息，消息写的是“专家一句话，增值六十倍”。
记者：当时您对那个售货员说了什么吗?
史树青：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们现在别净打毛衣，瞎聊天。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业务，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你们这么干不行。
记者：您最大的顾虑是像这种好的文物会流失到国外去吗?
史树青：对。她说我们这东西上海文检局都看过了，打了火漆印可以卖外宾的，这说明上海那边也漏检了。
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
史树青14岁那年，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并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与京城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仅一墙之隔，正是在这里，史树青开始了最早的“捡漏”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花两毛钱捡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漏。
史树青：我14岁进北师大附中。我父亲常去琉璃厂，我放学的时候也常去，就跟他们很熟了，我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就记得很多了。
记者：您的“眼学”是不是就这样逐渐练出来了?
史树青：当然了。我用两毛钱买过一幅字画，谁的呢，丘逢甲，清朝末年的一个台湾人。台湾的字画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
记者：当时没有人知道?
史树青：没人知道，我知道丘逢甲这个人啊。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我就保存，后来办展览我捐了。我捐了这个，高兴。
至今，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的这幅真迹仍然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这幅当年两毛钱买的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捡到这幅画的时候史树青只有15岁。之后70年的岁月中他“捡漏”的爱好就一直没有断过。1938年，史树青中学毕业，并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当时的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了。
史树青：中学毕业时老师就给我作诗，赞扬我懂得书画：“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
记者：那是夸您呢。当时您鉴定了什么东西，让老师印象很深?
史树青：那是郑板桥的一张画，老师们都不懂，看不好，就我说是真的。结果到琉璃厂他们一卖，真是真的。
记者：那您怎么就敢断定它是真的呢?
史树青：我看郑板桥的东西很有经验的，我家里有郑板桥的画。我看郑板桥的书，看郑板桥的字，看年代。
记者：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看错的时候?
史树青：大错真没有过。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看错了我感觉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看错的东西。
不久前，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他认为是越王勾践剑，当即花1800元钱将剑买下。后来有的专家认为是假的，博物馆不收。为了这事，史树青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在文物鉴定界，其实围绕一件文物各执一词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很多文物的鉴定最终也不能定论，像史树青这样的大鉴定家经常也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
夏玫云(史树青的夫人)：也是上个世纪了，张大千的一张画是在浙江拍卖行卖的，卖了100万元，再加上佣金是120万元。那张画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当时上海有个鉴定家非常有名，叫谢稚柳先生，他说是真的；到北京来找徐邦达先生，徐邦达也是非常有名的鉴定大家。徐先生说是假的。南北两个鉴定家意见完全相反，这个买主心里就不踏实了，然后就找到史树青先生。在找他以前还找了一些其他的专家，这些专家都不表态了，因为怎么表态都不好，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那边，所以都不表态了。最后史先生看后，马上表态：假的，不光说假的还说是在台湾造的假，说出一套理由来。
史树青：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说违心的话。如果是我的水平不够，看错了，那是我的责任。
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
从进入国立历史馆的那一天开始，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大到陶瓷器皿，小到一枚印章，经他鉴定的文物有上百万件之多。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博物馆，除了丘逢甲的字之外，最著名的是一幅1956年捐赠的《海瑞行书轴》，因为这幅字，在“文化大革命”时史树青被批为“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一番好意向国家捐赠却引来想不到的种种罪过。“文化大革命”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
史树青：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捐了以后自己挺遗憾的?
史树青：我高兴，我高兴。像丘逢甲那个东西，我跟捡了的一样，现在算是一二级文物。我跟你说个笑话，1950年，我跟王世襄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五一”劳动节时，我们进城游行，就在西直门那儿集合，发现一个卖凉粉的食品摊有一个盘子，我一看，宣青，宣德青花，明初的，很好的。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我找着王世襄，我说你看这不跟你们家那个一样吗，咱们得跟老太太商量买下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