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史树青：鉴定国宝的“国宝”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史树青：王世襄就说这个东西买下来捐给国家。老太太就卖了，钱给了不少。王世襄拿了2.5元，我拿了2.5元，就算买了。合着，今天也就是500块钱的样子。
记者：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盘子?
史树青：有价值啊，值300万元，宣青盘子照例是300万元以上的。
记者：在我们看来，其实干您这行，总是跟财富有关系。
史树青：有钱的才能收藏啊。
记者：像您这样有“眼学”的，可能随便看一看，自己去买一点东西，都是好东西。
史树青：我也认为是好东西。不过到现在我老伴和女儿还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觉得我是瞎花钱，不让我买。
记者：现在有很多收藏家，买的东西一旦进入市场后价值就会飙升。我相信如果这样做的话，您夫人和孩子都不会认为您买的是假的，您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史树青：我的东西都没卖呢。我搁着，收藏就要搁着。
记者：您真是收藏它?
史树青：真收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亲切，爱文物就是爱护国家的文化遗产。爱国主义!外国没有的，只有中国有就不得了的，都是祖先留下的。
夏玫云：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补品、不喝茶，唯一喜欢的就是去买旧东西。他一有空就去潘家园，他自己非常喜欢，拉都拉不动，一方面很多人围着，他自己也不走，就看这些东西，高兴得要命。
这是一种绝学了
虽然史树青已经年愈80退休在家，但每天到他家中登门拜访、请求鉴宝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学养所折服。鉴定的时候，史树青从不需要借助别的手段，一眼就能辨别出文物的真假伪劣。
史树青认为鉴定一个宝物最需注意三点：一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不结合那就是古董商；二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叫比较研究；三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文物分析要观察和科学相结合。
史树青：科学是有误差的。
记者：误差在什么地方呢?
史树青：科学鉴定的科学标本都没谱，原料鉴定都没谱，取样都没谱。我们凭眼力看的人呢，往往不相信科学鉴定，目前还是。
记者：这个“眼学”是怎么练成的呢7
史树青：靠读书。我现在还有几万册书，书还是读得不少的。
记者：我听说您到现在每天晚上还读书读到两三点?
史树青：必须读书。
记者：您读书是怎么个读法，会背书吗?
史树青：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我这个书皮学问，你们学一辈子也学不了。我在辅仁大学学习的时候，中文系主任、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教了我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看书要背目录。目录背下来了，书的主要内容就记住了，这个方法很有用。
记者：它能够使您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儿去找?
史树青：对，哪儿找去。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知道这个书名就不容易。这叫竭泽而渔。你把周围打扫净了之后再研究，超过他们，后来居止，不然的话还是落在前人的窠臼里了。
史树青一生为学，读书无数，披沙捡金，征史探源，终成就一代大家，但遗憾的是，今天史树青却感觉满肚子的学问无以后继。
史树青：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了。我的一些学生都下海了。
记者：对他们的选择您怎么看?
史树青：有一个日本朋友叫迟田温，他就跟我说，他在一个日本研究所教课，教的学生都是希望他们搞学术研究，没想到日本研究所的学生出来之后都搞商业了。他说他非常伤心。
记者：您呢?
史树青：我也是这样。
记者：那您希望您的学生怎么样?搞学问?
史树青：读书。学术见解很重要。
记者：你觉得商业会耽误他们的学问?
史树青：当然耽误学问了，我们是研究学问。
记者:您的“眼学”可以传给后人吗?传给学生还是传给您的孩子?
史树青：我感觉传给后人很难。我儿子也学我这套儿，他也到潘家园那儿买东西，我一看就是假的。
记者：还是“眼学”不一样?
史树青：他没搞过这个，瞎花钱呢。现在我就苦于没人懂我这学问，我感觉我的学问——我不敢跟大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这个学问很深，不是吹，是真的很深，可以说这是一种绝学了。
耄耋之年，史树青便以读书为养生良方。他曾赋《书缘十咏》，“十缘”是：买书、收书、点书、抄书、选书、校书、藏书、品书等。在北京东城区一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老胡同，有一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40多年，那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这些书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丰富学识的最根本源泉。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正是它们，练就了史树青一双善于沙中淘金的慧眼。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