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作者：阎明复
面的非常不好的反应。苏联撤退专家的主要理由是说当时苏联国内自己迫切需要这些专家。中国人说，他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但请求推迟撤退。例如，周恩来就曾要求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退专家。然而，我们未予同意。
第六，中断经济合作，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撤退专家还只是局部问题，苏联还采取了其他的更为严重的措施。1959年，我们提议中国重新审定同苏联签订的全部经济合同。1958年双方贸易总额为1.8亿卢布。重新审定协议的结果，1959年双方贸易额降低了35％。苏联停止了向那些在建工厂提供设备。
1960年，由我和外贸部副部长库梅金组成的苏联代表团赴华。我们访华的目的是撤销同中国已经签订的合同。这样，我们就采取了国际惯例上没有先例的行动，因为只有遇到特殊情况，如爆发战争，才能中止国家间签署的协议。1961年，苏方主动撤销了先前商定了的合作项目。此后，我们只是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了设备，其总量不超过原定水平的10％一20％。
原则上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向我们提出巨额索赔，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起诉讼。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1960年，周恩来在谈话中讲：“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大家都不要打官司，不要索赔，不要向仲裁法庭告状。”在中国实际上同外部世界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同苏联间的联系大大缩小，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
在上述谈话中，周恩来建议我参观中国的任何一家工厂，由我自己挑选，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使馆人员陪同。我表示愿意看一些国防工业企业。我参观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是一个用苏联现代化设备装备的企业。工厂维护得很好，但是车间里人很少，实际上连一点削刨花都没有。工厂领导人回答说：因为缺少原材料(过去是由苏联供应的)，工厂只开工一班。其实，工厂连一班也没开，找些工人来上班是为了我来参观而安排的。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明苏联缩小合作之后中国承受了何种困难。
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中国人的说法：是我们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上。在中断同中国的联系上，赫鲁晓夫的逻辑是与他中断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逻辑一模一样。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为双方关系增加了强烈的不信任因素。人所共知，1959年至1960年中国的粮食状况恶化了，这也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1960年赴华前夕，我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的粮食情况严重，建议向中国出售一两百万吨谷物。赫鲁晓夫回答说：“唉!那些人何等傲慢!他们宁愿饿扁肚子在地上爬，也不会好好向人求援。”但是，最终主席团就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委托我试探一下中国人的态度。
在谈话中，周恩来对我说，中国国内情况非常严重，不少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我表示，如果中国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苏联是不会对中国的严重情况无动于衷的。周恩来立即理解了所作的暗示，对我讲的话表示感谢，说领导上将集体讨论上述主意。不久，周恩来答复我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1960年我访问成都时，听说陈云也在那里，于是提出希望会见他。双方谈话很坦率、真诚。陈云说，苏联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防止决裂，要修补好两国关系上已经出现的裂痕尚为时不晚。我指出，问题不只在苏方，必须双方作出努力。
关于同陈云的谈话，我当时毫不拖延地用密码报给了莫斯科。回国后，我要求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赫鲁晓夫本人报告中国之行的结果。过了几天，在科兹洛夫主持下，主席团听取了我的汇报。我讲完后，大家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科兹洛夫说，你建议召开主席团会议，我们召开了，听了你的汇报，就到此结束吧。我再次要求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话，想向他转达周恩来、陈云谈话时的真情实意，以及他们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决裂的地步。为此，我曾请赫鲁晓夫的助手安排这个会见。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转告我说：赫鲁晓夫得知你的请求后，调阅了由中国发来的所有的密码电报。他问道，你还想要作哪些补充汇报。我说想汇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些个人感受。过了几天后，赫鲁晓夫的助手给我打电话说：赫鲁晓夫又重新看了从中国发来的密码电报，一切他都清楚了，他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第七，主观因素对苏中关系的恶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采取的否定态度上，同样也表现在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对毛泽东)采取的否定态度上。
这一点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已开始表露出一些迹象。当时，苏联已通过决议要实行“集体领导制”，因而去北京访问的是起主导作用的“五位”——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米高扬、福尔采娃。中国人那时对此局面不大理解，例如周恩来就曾几次问过我：谁是代表团团长?我也向米高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笑着回答说：也有人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得不自己去澄清究竟谁是代表团团长。结果在历次谈话中中国人最注意的却是布尔加宁，他仪表堂堂，貌似知识分子的模样，待人和气。当时我已觉察到，赫鲁晓夫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离开中国时带着不满意的情绪和被轻视的感觉怏怏而去。
此外，1954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当时签署了苏中关系重要文件，签字仪式以后，中国领导人设便宴招待苏联代表团。在宴会中，苏联代表相互间的打诨玩笑都翻译给了中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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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向米高扬开玩笑说(米高扬代表苏方签的字)：“喂，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要在主席团会议上好好地问问你：你在那里都签了些什么东西?”苏联代表团成员都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中国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一向面孔严肃的毛泽东不笑并不奇怪，但更严重的是刘少奇、周恩来也没有笑。从一切情况来判断，中国人认为上述笑话表明苏方对于签署的文件有疑虑。
当赫鲁晓夫接着又说了一个笑话时，情况更加糟了。他说：“一个村警来找伊万，问他：‘伊万，你交税了吗?’伊万回答说：‘交了。’村警说：‘那好，你签个字吧!’伊万就在纸上摁了个手印。第二年，又照样办了。第三年，村警同县上的警官一起来了，问伊万：‘你怎么搞的，三年都没有交税?!’伊万回答说：‘怎么，我交了!’‘那好，那你再签个字吧!’伊万又摁了一次手印。他向窗外看了一眼，啊!村警和县警官已经把牛拉出了院子。伊万老婆对他说：‘哎嗬!伊万，你摁了三次手印，就把三条牛给拉走了。”’这个笑话更使中国人觉得，苏联对于签署的协议并不太满意，有疑虑，可能是认为苏联吃亏了。
在那次访问中，还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插曲。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由于苏联缺少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