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听阿尔希波夫谈中苏关系
作者：阎明复
又签订了一个苏联从中国吸收一批劳动力的协议。会谈时，讲过中方可提供150万个劳动力的问题。中方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是邓小平。一次，我问他：这方面的文件准备得怎么样了?他回答说：“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准备好。”然后，他很感伤地补充说：“又是中国苦力。上个世纪就有中国苦力，而现在又有中国苦力，不同的只是他们去的是苏联。”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谁也没有这样说过。
上述引进劳工协议执行得也不顺利。第一批中国派出3.5万名工人。他们都是些刚刚退伍的年轻战士。把他们派到吉定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去了。过去那里是劳改营，把中国人都安排在木栅里去住，当然重新装修了一番，加上了保温层，放上了双层床。与此同时，我们在该厂的工人则仍然住在地窖里，实际上同从前的犯人住的一样。中国人吃的是他们习惯吃的大米、蔬菜，而我们的人吃的是烂土豆。这也引起了我们工人的严重不满。其结果，中国人干了两三年，然后回去了，就再也未引进中国工人。
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作的公开报告中并没有批判斯大林的内容。唯一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中国人密切地注视着二十大的进程，立即译出会议材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后，中共中央搜集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对于大会的意见并加以综合。关于大会的反应，一般都立即通知给了我。米高扬发言以后，中共中央通知说：从几个地方中央分局发来了反面意见，对于影射批评斯大林表示不理解，并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上述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
中国人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更不好。首先，他们强调指出，他们不理解，苏共未同各兄弟党，首先未同中共中央事先商量，就采取了这种步骤。中国人着重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你们的领袖，而且也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四个创建人之一。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当时流行过一个提法(最先是莫洛托夫提的)：“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人说，事先未同他们商量就开展对斯大林的批评，值得怀疑你们事实上是否真的坚持上述提法。
苏共二十大一开完，米高扬就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毛泽东当时在杭州。米高扬从杭州回来后向我说：“我们同毛泽东谈了一整夜，没有睡觉，只有喝茶时才停顿一下。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我可以说，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未能完成中央和政治局的委托。”
苏共中央主席团被迫作出一定的让步。例如，由于中国人的坚持，我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4月至5月，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盛大欢迎，这引起赫鲁晓夫强烈不满。 ’
1959年9月至10月，苏联党政代表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访华，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当时，赫鲁晓夫正在美国。苏斯洛夫率领代表团于赫鲁晓夫尚未离美之前，在9月底抵达北京。10月1日前，中国人安排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周恩来作了报告，第二天外国代表包括苏斯洛夫讲了话。
次日，中国人在人民大会堂设盛大国宴，有数千人参加。举行宴会当天，赫鲁晓夫乘图一104专机由莫斯科到北京。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迎接，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赫鲁晓夫刚一住下就声称他一定要讲话，并命令葛罗米柯通知给中方。因为所有外宾均已讲过话，中国人只好建议他在宴会上讲话。
按宴会的安排，开头先由毛泽东致简短祝词，结果是赫鲁晓夫一到宴会大厅，立即就上台讲话。同往常一样，他离开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即席发言。在讲话中他大谈在联合国如何战胜了帝国主义，讲他同美国人的会谈捍卫了和平共处的方针，讲在美国如何维护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宣扬了“戴维营精神”。在讲话中，他只讲了一两句同中国有关的话。赫鲁晓夫一共讲了40分钟，加上翻译共用了1个多小时。
中国人显然没有料到这个讲话，完全不知所措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致词。宴会结束回到住地(国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同赫鲁晓夫等在中南海勤政殿进行了激烈会谈。所谓“宴会结束回到住地”，应为“会谈结束后回到住地”——作者注)，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提议代表团成员们到院子里散散步，开始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他说：“我在美国花了多大力气来捍卫他们的利益，没有想到连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得到!”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去见陈毅，转达说：赫鲁晓夫有急事要处理，不能照事先安排那样去中国各地访问了，因为苏联国内有急事。次日早8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来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无任何群众代表。毛泽东也到场了。苏斯洛夫率团留在中国。赫鲁晓夫没有从北京飞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海参崴，然后又去了新西伯利亚。中国人明白了赫鲁晓夫原来并没有任何“急事”。实际上，他“摔门”离开了中国，对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侮辱。此次访问之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了。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召开了苏共中央扩大全会，出席会议的有1000多人。他在讲话中称毛泽东为“老套鞋”，中国人获悉了此事。
苏联对华关系中出现许多复杂情况，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中国人，不了解他们的心理。例如，我们曾经决定在旅顺口为俄国海军大将马卡洛夫建立纪念碑，也曾向中国人试探过他们对此的态度。中国人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们说决不容许在中国土地上给一个侵略中国的人立纪念碑。
总的来讲，主观因素对于当时苏中关系起了巨大作用。莫洛托夫对我讲过，整个人类历史都证明一个事实，即只有个人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关系，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提法，也许在苏中关系的领域中充分证实了其正确性。如果试图探究50年代哪些因素影响了苏中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指出下述几点：
曾经存在过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这就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相同。中国是个工业欠发达的国家，需要苏联的帮助。同时，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势力。
上面讲过，我们已经为中国产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大市场。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也是一个最有利的伙伴，因为中国当时也是我们能够向其大量推销苏联高加工产品(机床、设备等等)的唯一的一个国家。我们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都不如同中国的贸易这样有利。
中国人实际上接受了我们的国家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对于当时来说，这个体制是发挥了作用的。
我们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协助他们发展了国防工业。
1958年，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市场，例如在战略物资贸易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性。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所有这一切客观因素都被许多主观因素罩上了阴影，而经济联系终于成了政治关系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