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我为周总理处理后事
作者：韩宗琦
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实际上是剃胡须)。由于病痛，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理发、刮脸了。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只要刮破一点儿，就会出现一块“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设想如果把总理脸上的皮肤刮破形成了一块块的“尸斑”，那就等于破坏了总理的遗容。于是我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和他的徒弟薄师傅(以前曾多年为总理理发)强调，一定不能刮破哦和两位师傅商量，遗体是刚从冰室取出来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用热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须软化些，不赶时间，慢慢地刮，绝对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才开始让他们着手工作。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还托人给总理捎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总理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〇五医院为自己理发。
那天，朱殿华师徒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总理，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他敬重的、风度翩翩的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
一次，周总理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总理的人为他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总理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总理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耐心地谈了话：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就这样，没有多久，朱师傅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朱师傅非常熟悉周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然而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全国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邓姨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听了老人家的意见，他心中更有数了。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总理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很多熟悉周总理的人都常说，“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来，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最后的十年是最艰难，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经安睡，长眠不醒了，再想看见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能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摄影记者和录像师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总理的遗容。想到再过两天遗体就要火化，总理的骨灰就要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绝……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耽误遗体告别仪式了，我马上擦干眼泪，安排医院护校第四期的同学们整理打扫告别大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十分认真地把总理遗体周围摆放的君子兰的叶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为保证总理的遗容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我们还经常测试室内温度，随时由马燕龙大夫整理遗容。
最后的告别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
1月10日上午，第一批来向总理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其中有我熟悉的许多面孔，甚至还有和我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事。1月8日那个沉痛的日子，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回总理的生命，他们的悲伤可想而知。
邓姨在秘书、护士和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带着老人家给总理的写着“小超哀献”的花圈前来告别。邓姨忍住悲伤，对我们为总理整容的工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我不敢靠近她老人家，只站在远处观望，因为我知道只要和她一见面就会引出一场悲伤，这里面凝结着两代人的情感。老人家在遗体前站了许久，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接着来告别的是总理生前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京饭店和外交部的人员。总理几乎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对他们的家庭、年龄等总理也了如指掌。他们进到告别厅就放声大哭，停留很久才含泪离去。
下午，是中央领导同志前来告别。遗体的两侧各有四位部长守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
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正唏嘘着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总理遗体大约1米远处，就站住了。这时江青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总理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总理遗体鞠躬与致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悦。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人们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总理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薛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朱德委员长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仍冒着刺骨的寒风赶来。他走到周总理的遗体前，脱帽，举起右手，向总理郑重地行军礼致哀致敬，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近50年的战斗友谊和深厚感情。朱老总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用无声的语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