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羡林先生
作者：钱文忠
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大年初-，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可能没有抓住最要害的地方，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和“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这样说，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人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这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人们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也不予以详细的评说，只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作最简略的介绍。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可以非常清晰地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等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等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人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作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了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了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从34岁到65岁，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他最暗淡无光的苦难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194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20年为前半阶段，受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做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致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