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去解放区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1948年的11月，沙博理夫妇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来到了北平。与上海相比，这座城市的风貌，似乎与沙博理理想中的中国更接近了。
记者：您到北平以后，对当时北平的印象怎么样?
沙博理：北平很清静，没有那么乱，有各式各样的小胡同，还有故宫，还有这个庙、那个庙，很美的。
记者：您喜欢这些中国传统的、民俗的、历史的东西?
沙博理：那当然!政治方面，马列我并不是太懂，可是中国文化、历史、艺术，这些方面我很喜欢。
当年在北平，沙博理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好友冯亦代在遗作《我不能忘记的人》中这样回忆到：“我再见到他俩(指沙博理夫妇)，是在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我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我们相见时，十分欢喜，一则是久别重逢，二则是明朗的北方天空，周围的一切欣欣向荣的气氛，置身其中，似乎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他们那时住在东四头条原华文学校的一座小楼里，座上客常满，有的是多年不见的老友。更多的则是从解放区来的新朋友。沙博理总乐呵呵地迎接这批旧友新知。眉宇间显得对于新生的中国，怀着一种无比的欢欣。他有时还哼着当时流传的陕北秧歌调。”
沙博理：北平解放的那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西直门，解放军就从西直门进来了，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穿得干干净净的，还有很多很好的车，就是国民党投降给他们的。他们来了也不住居民的房子，都睡在街上，有扫地的，有帮助老太太挑水什么的。
记者：那时候，北平整个的气象也变了?
沙博理：是，整个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很明显、很大的、很重要的变化，我们就在那儿看了，也受了影响。
我站在美国人民的方面，就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沙博理和凤子被请到了现场。
沙博理：我们在观礼台上，听毛主席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很感动，很激动。主席讲话了，大概有几秒钟一点声音都没有。后来，哗，大家就喊了，叫了，高兴了，笑了，也有哭的。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我的国家，但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能不非常感动。
记者：您夫人当时是什么感情?
沙博理：她在大哭。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革命成功，叫我很兴奋，也叫我很好奇。现在有那么一个了不起的大变化，往后会怎么样，我很想看。当时我还没想在中国住一辈子，我说先多看一个时候再说。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让沙博理很兴奋。这让他把学习历史、文化的想法放到了一边。他要等着亲自看到新中国红红火火的建设和发展。1950年1月，沙博理与风子的女儿出生，取名“亚美”，意思是“亚洲”与“美洲”的结合。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美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凤子随团赴朝鲜慰问演出受到美机袭击，与凤子同行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垄在空袭中牺牲。对美国的仇恨使凤子对沙博理产生了隔膜，从朝鲜回来后她埋头写文章、做演讲，宣传志愿军的顽强精神，将沙博理冷落一旁，两人的感情陷入了危机。
记者：那个时候对您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时候，因为朝鲜战争，中国的部队直接跟美国的部队在打仗。
沙博理：凤子参加一个慰问团，到朝鲜去了。她在朝鲜，美国战斗机扫射，差一点把她打死了。所以她一回北京，心里很乱，我们俩的关系就变得很窘了。
记者：她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像美国人很可恨，把您当美国人来看待?
沙博理：是啊，当然我也很清楚了，美军不但是中国人和朝鲜人，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不站在中国人的方面，我站在美国人民的方面，就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其实，凤子也知道。沙博理一直是一个坚持和平的人，他曾参加过一系列伸张正义的活动。当时，对美军在东北的细菌战沙博理也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沙博理：组织一些人，我参加了，邀请从国外来的大科学家调查这个事，也证明了美国确实是搞那些坏事。凤子单位的领导就批评她，说我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不是美国人民，人民和政府是不一样的，沙博理也还不错。
记者：回来以后，她怎么跟您表达的?
沙博理：慢慢就讲话了，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讲话，生活不是那样的。
沙老曾在《我的爱人凤子》一文中这样描述与自己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妻子：“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在国与家的牵系纠葛中，两人的爱情也像溪流一样不绝流淌着。
反正我们也不是为中国人民，或者美国人民，我们是站到全世界人民的立场
生活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但新中国最初并没有律师职业，闲不住的沙博理开始尝试着接触新的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把中国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使得中国的文化经脉也能在国外的土壤中继续延伸。沙老曾写道：“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在这诸多作品的翻译中，沙老无疑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记者：怎么决定去做翻译工作的呢?
沙博理：刚解放，我待着没事，有人送我刚出版的一本小说，叫《新儿女英雄传》，他说你可以译译。我想我试试看吧，就搞了。正好有一个领导同志来看凤子，发现我在搞这个，他问我：你喜欢这个?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他没说话就走了。过了两天就通知我，让我到对外文化联络局搞翻译工作，做对外宣传。
1956年，沙博理的第一本译著《新儿女英雄传》出版，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书籍。之后很快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译著《家》。
对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满足使他暂时没有回国的想法。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对自己的去留做出了最终抉择。
到1963年，沙博理已经离家16年之久，远在美国的母亲太过想念这个距她万里之遥的儿子。她不顾一切，取道香港，来到红色中国。
沙博理：那个时候，我老母亲偷偷地来看我。她来了我们很高兴，她也看了我的爱人、小孩、中国同事、中国朋友。我们都很好，她才觉得很不错，觉得我不一定回美国也可以了。
母亲对儿子现状的满意，让沙博理产生了加入中国国籍的想法，于是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得到周总理批示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公民。
记者：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入了中国籍，跟美国的关系可能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