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的中国：翻译家沙博理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记者：一个国际主义者。
沙博理：国际主义者，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矛盾。
在沙博理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对自己加入了中国国籍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我感到我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增强了责任感，我不再是一个关心的帮忙者，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参加者。
也许正是这种感情的触动。这一时期，他硕果累累，翻译出版了《春蚕》、《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等多部作品，还给一位当时对他最有影响的人马海德写了一部传记。那一时期，他为完全融入了中国而感到骄傲和兴奋。然而。他远在美国的母亲却没有那么幸运。
沙博理：她是受了打击呀。美国的国务院扣了她的护照，以后再也不给她护照，就是因为她来中国。
记者：当时美国也是不允许它的公民来中国的?
沙博理：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规则，在护照上写了几个字，就说你到某某国家，当然写了中国在内的，我们美国政府不能保护你。它是给你暗示，不要你到那个地方，妈妈就不理了，还是到中国来。所以他们想了那么一个借口，扣掉她的护照，她不能再出国了。
中美两国紧张的关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亲情沟通，此后8年，母子一直没能见面。直到1971年。沙博理的同事无意中看到了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这让沙博理产生了回国探亲的想法。但是，他的探亲之旅和他母亲来中国一样费尽周折。当时美国没有驻华使馆，他决定到加拿大去办签证。几经辗转，沙博理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土，他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中国人”身份访美的人。
沙博理：我拿我的中国护照，到了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我说我要求你给我一个签证，我到纽约看我老妈，他们就慌了。因为这没有先例，我是第一个拿中国护照来的，所以他们首先求我说，你是不是不要你的中国护照。让我放弃中国国籍，恢复我美国国籍。
记者：这样的话再让你进美国。
沙博理：我说那不行，我坚持一定要拿中国护照。中国公民到美国去探亲，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给华盛顿打了几个电话，电报发来发去，最后果然不能不同意了。他很小气，给是给，可是不在我的中国护照上打戳，另外拿一张纸，戳就盖在那里了。
记者：用那张纸来证明你可以去，一方面表示不高兴，可能也不愿意在这张护照上留下他的章。如果留下那个章的话，就证明他已经是完全认可了!
沙博理：就是，就好像是对中国百分之百地承认了。
是宋江救了我
虽然沙博理的那次美国探亲最终成行，但他心里却很不安，因为他的中国妻子没能和他同往。1968年秋天，身为文艺界骨干的凤子，因为她的上海背景而成了江青的重点打击对象。被隔离写了10个月的“交代材料”后，又作为严格监管对象被下放到河北农村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其间，沙博理对她一直不离不弃。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来自美国的沙博理也是因为和一部文学巨著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免受灾难。
沙博理：我说个笑话，是宋江救了我。就是因为在翻译《水浒传》那个时候，当时夺权的那个单位他们都不找我，因为他们都说，是他们领导之下，使这个单位出了《水浒传》，给自己贴金，所以他们不管这一派那一派，就都不麻烦我了。
对《水浒传》的翻译让沙博理躲过了劫难，但这部书的英文名字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沙博理：我说那个水浒啊，一个叫marsh，一个叫heroes，水浒的英雄人物，我们大家觉得挺好的，所以初步决定那么搞。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江青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正好说宋江……
记者：是投降派。
沙博理：他是领导土匪，他是叛徒。其实她是想打击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很复杂，反正原因就是这么个原因，但说就开不了口，就派了几个喽喽到外文局跟我们闹。我说那heroes你不同意了，我叫out-laws怎么样。他说，outlaws是不是也是土匪的意思。我说，从某一方面可以。他就同意了。其实他不懂，outlaws在英文里是好汉，罗宾汉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同意了，我们就这么搞，以后我们出版也是用这个名字。
一百回的《水浒传》，由沙博理译成了既信且达又雅的英文。这本译著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就出版了其他版本，在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对比之下。他赢得了很多赞誉。美国汉学家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说：旧译本只是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直截了当，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近年来，对这部译著的高度评价，在一些知名网站上也时时出现，有人评价道：他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是一座恐怕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多少年后。或许仍有人会想再翻译《水浒传》。但相信只要读了沙老的译本，就恐怕会像李白在黄鹤楼下见了崔颢的绝句一样感叹道：“眼前有书译不得，沙老妙文已在先。”
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英文的《中国古代刑法及案例传说》和《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当后者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在以色列出版的时候，中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接受邀请的沙博理夫妇成为以色列最早迎接的两位新中国客人……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这部自传，向国际人士介绍了一个沙博理眼中的崭新而真实的中国。1979年美国将它出版，这是在美国出现的第一本由一位中国公民写的赞同新中国的书。它在美国引起人们对作者沙博理的好奇心，纷纷邀请他去演讲。沙老说：“美国能为我们做宣传，我很高兴。”20年后，沙博理又将这几十年的中国影像补充进去，写成了《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改成《我选择了中国》。这使他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建设和他所领略到的灿烂文化。那一时期。他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使者。
前两年，他受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委托，把《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成英文，在年近90岁的时候。把中国的一位世纪伟人推向了世界。
沙博理：前两年邓榕希望我能把她写的这本书，就是写邓小平“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的书，翻译成英文。后来这么翻译了，外文出版社也出版了，后来美国也出了，跟它的外形一模一样，他们出了，我们推广发行的范围更广了。
跟美国的生活比，我觉得还是我们好得多
有人说，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沙博理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在对外宣传方面，他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沙老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
沙博理的家在北京什刹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他在这所有老北京特色的普通民居里已经住了40多年。在邻居们的眼里，沙博理就是个普通老人。而他自己似乎也觉得和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每天就这样来来往往的。唯一特别的，是听着爵士乐打太极拳。这被已年届九旬的沙老自诩为“长寿秘诀”。
记者：您在退休之后有没有想过，要回美国去?
沙博理：那没有，我就是探亲去，让我探亲就没有什么时间限制了。我去了很快就发现，我原来想待两三个月，可是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
记者：为什么呢?
沙博理：我觉得没味儿。当然还是想家，有自己家，有朋友，还有同志，还有我爱做的事。所以过两三个星期，我自己就提前回来，每次都是这样的。
记者：其实还是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
沙博理：尤其是跟美国的生活比，我觉得还是我们好得多。
从1947年沙博理来到中国，屈指算来已有60年了。他亲历亲睹了中国的战争和解放、革命和发展，沙老坦陈，自己对中国的感情和思想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刚刚到来的懵懂、幼稚。到后来与中国文化和生活的逐渐融入，他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多，对中国的感情也一步步加深了。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沙老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地去视察。他在用脚步见证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沙老说：“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沙老的夫人凤子1996年就离开了他。算来也已10年之久。年过90岁的他，就愿意守在这个小屋里。在他看来。像现在这样，与他的凤子相对、相守，就是一种满足。
很难解释沙博理先生的一生，为什么会和中国有着如此难分难解的情缘，他说，“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还在中国”。而在自传里他这样写道：“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在他的心中，凤子是他永远的爱人。而中国则是他永远的祖国。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