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的鲁滨逊式外交生涯
作者：吴钟华
带上，开车去塔拉瓦岛，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此事过后，我决定寻找新的馆址，但这又谈何容易!直到7个月后，我才在格拉瓦岛上找到一间草房作为新的馆舍。在那里虽过着住草房、喝雨水的艰苦生活，但使馆本身的安全却不用担心了。
时隔不久，险情再次出现。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在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当地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见我既没死，也没受伤，他说这是万幸，因为两周前，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被一个喝醉了骑摩托车的人撞死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翻阅我的工作笔记本，而当地人不懂中文，不会出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从开馆到6月初，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馆印、文件、照相机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我每天外出办事，总是把所有门窗都锁好，晚上睡觉之前，把门窗再检查一遍。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我还备有一根木棍，放在室内门口，用做防身的武器。晚上外出时，室内留一个灯亮着，好让外人认为屋里有人。我这样做，建馆几个月来还没出过事。
6月15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6点15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了开个灯，锁门就走了。等我9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我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围着楼转了几圈不见人影，又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旮旮旯旯，奓着胆子都翻了一遍，发现保险柜完好，只是换衣服时放在枕边的几十澳元不见了，二楼的百叶窗拆掉几块，看来窃贼是从树上爬进来的。我赶紧报告了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他答应尽快破案。那夜我亮了一宿灯，一分钟也没敢睡，第二天仍照常办公。
还有一件险事，令我总感到后怕。基里巴斯人以鱼为生，每天傍晚下海捕鱼，基外交部常秘彼得多次邀我同他一起前往。为了交朋友，有一次，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那天傍晚，我等他好久也没来电话，以为他不去了。事后才知道他去了，船出了事。后来总统请了美国夏威夷海岸卫队飞机寻找，直到第13天才在很远的海面上找到他的小船。他被救回来后，我请他吃饭，以酒压惊。他对我说，那天开会回家晚，海水退潮不等人，所以他没叫我。但他为我准备了双份小船用的汽油，还叫一个小伙子为我保驾，那小伙子遇难死在海上。他说，如果我去，那也必死无疑，他将无法向中国政府交代。
在基里巴斯三年间，我曾两次大病缠身，死神也险些要了我的命。1990年6月25日，是中基建交十周年纪念日。为进一步在基里巴斯开展工作，我着手筹备庆祝活动。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终于累垮了。一天清晨，我突然感到心痛，接着是一身大汗，我知道是心脏病犯了。我不敢动，静静地躺着。我还是按时起来继续工作，也没对从斐济专程赶来主持庆祝活动的徐大使说。到他离开基里巴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场活动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趴在宴会桌上。肝痛，胃痛，心脏不好受，严重失眠。第二天，徐大使要返回斐济，我理解他很忙，我说你走吧，我没什么，就是累的，休息一下就会好。我认识他一年多，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次我仅希望他在近几天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从斐济给我打一个电话。送走他，我回到使馆，烧一壶开水，煮一锅饭放在床头，把电话拉过来，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我一连躺了四天，有点恢复，又起来没完没了地工作。
过了几个月，我又感到发冷，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还坚持工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到医院一查是肺炎，医生要我住院打点滴。我说，打点滴可以，不能住院，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我知道，在热带患肺炎是很危险的。我决定每天开车到医院打点滴。而发高烧开车，有时不能控制。有一次，我把车开到海滩里，幸亏岛民朋友们又推又拉，才把车开到路上。
天涯海角 心怀祖国
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馆再小，工作也是五花八门。这五花八门的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作为馆长，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而且，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寻找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候还得亲自干。当时所有的事情全靠我一人想，一人做。为了在千头万绪中不出纰漏，我养成了做计划的习惯。我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都有计划，真是岛国三年，我计划三年。由于几十年养成的严谨的工作作风，三年内，大事小事，我一件也没落掉过。
1990年2月，中国向基里巴斯提供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它仅有的机场跑道。这笔贷款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目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中国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所有的合同文本都由我一人打，由我自己校对。因为白天事情太多，无法静下来，所以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打。打完字马上校对几遍，之后放在床边，为的是第二天起来再校对，以便上班后与对方签字。
岛国三年，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只出过一个错。有一次打英文协议，把浅海水的专有名词“lagoon”打成了“sea”。在签字之前做最后一遍校对时，我发现错了，赶紧改过来再签字。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道修好后能飞737-400型飞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都是说飞737-SP型，若飞737-400型飞机，现在已设计的跑道要加长，需填海75米，飞机的起降点都要加大力度。一句话，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199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从码头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个中国海员病得很重，现被送进了医院。一听说是中国人，我马上放下电话直奔医院。经了解得知，他叫靳风武(化名)，是在一条外国船上工作的中国籍船员，因为过度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