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作者：王焴长
出去批斗。
我们请铁道兵第五师的同志引领去安以文家。果然如同工人同志们说的，这位市委副书记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确实跟职工一样住在简易工房里。我们敲开门，安以文正在家里看报。他个子不高，身体较胖，看上去约莫40多岁。可是刚同他搭上话，我们就大吃一惊：安子文是山西人，怎么他这个弟弟讲的却是一口河北话呢?问明后，才知道，他果然是河北人。看来，这个安以文的父母先前没有料到，他们的儿子会在几十年后遇上“文化大革命”，不该把他的名字取得同安子文只有一字之差，让江青想当然地定为安子文的“亲弟弟”了。
事实攻破谎言
安以文与安子文是亲兄弟的问题排除了，但是安以文是江青点名“不宣传贯彻毛主席有关三线建设的指示”、“不突出政治”的主要人物，而且又确实是分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和渡口建设总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江青指出的那些问题他都责无旁贷，是应负主要责任的。那么，安以文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
我们找安以文调查时，也是采取“大包围”的办法，先请他谈渡口建设发展的情况，以便从中了解他是怎样抓自己分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开始，安以文没有直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是主动向我们介绍他的简历。他告诉我们，他是富农家庭出身，13岁参加八路军，1949年随军入川，先是参加改造刘文辉起义部队的工作，1950年转业到了重钢，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1960年“反右倾”时，他受到批判，下放到重钢下属企业当了一年厂长，中央扩大会议后才甄别。他说，他在重钢工作十多年，因为老是处理不好与重庆市委领导的关系，曾向冶金部提出希望调离四川，并直接向王鹤寿和余秋里提出过这一要求。后来渡口建设上马，1965年4月他就被调到渡口。他说，他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作风粗暴，在干部使用上，重才轻德。他离开重钢时“四清”尚未结束，他是检讨了这些错误才被允许来渡口的。显然，这已说明安以文是自己要求离开重庆，并经领导同意才调来渡口的，并非什么人安插来的。
当我们的谈话进入正题后，安以文说，他调来时渡口只有特区党委和建设指挥部，后来才建立渡口市的，市委和市政府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集中主力抓钢铁基地建设。渡口市接受四川省委和冶金部的双重领导，具体工作则由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抓，当时是程子华同志负责。围绕渡口建设，他给我们介绍了四个方面的情况。他说，一是渡口建设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统一思想认识是个大问题。起初，没有住宿的房屋，更没有水和电，路也是建设队伍到来后新开出来的。当时，大家都住帐篷，洗脸水都要下到金沙江边去打。为此，我们曾开展过“是先要有人，还是先要有房子”的讨论。我们党委提出，要“以一通带三通”，发扬延安精神，学习解放军，真正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要先打好水、电、路三通的歼灭战，以保证矿山开掘、工厂建设等，使后续部队进来站得住，展得开。当然，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只求进度、不讲核算、不计成本的问题。
二是要大胆创新。打破过去办钢铁企业的老框子，规划、设计都要创新，从备战需要出发，做到布局分散隐蔽。当时，光设计人员就有3000多名，都做到了深入现场，联合作战，甚至做到几个设计人员在同一张图纸上作业。原来计划是“三年准备，五年建成，1972年出钢”。后来，为落实毛主席“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的指示，各项准备工作都大大提前。我们学大庆，从1966年开始搞大会战，提出68年出铁，70年出钢。我们政治部提出“以提前建成钢铁基地为纲”的口号，认为提前建成钢铁基地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渡口建设不搞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呀!真没有想到，却犯了“以生产建设压政治的错误”。
三是从备战需要的实际出发。我们提出走厂社结合、城乡结合的道路。我们不但要抓工厂、矿山的勘察设计与建设施工，抓钢铁、煤炭的生产，还要抓农业，组建农村社队，发展蔬菜、粮食和肉禽蛋的生产，以保障后勤供给，使渡口真正成为“打不烂的备战基地”。
四是结合建设需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我们的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要组成一支团结战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化建设大军，除了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各项指示外，还必须抓好“老三篇”的学习，请老工人讲这里的筑路史、建厂史、开矿史，搞“思想磨刀”运动，树立艰苦创业思想，搞好三线建设。同时，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与大家同甘共苦。为此，特区党委做了“三不准、两一样”的规定，就是各级领导和机关不许请客，不许搞舞会，不许购置沙发；干部和职工要住一个样，吃一个样。
安以文的介绍，同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广泛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上吻合。渡口不但不像江青所说的那样，“只挂刘少奇的像，不挂毛主席的像；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宣传贯彻和执行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指示”，相反，这儿到处都挂有毛主席像，喊“毛主席万岁”，而且做到了毛主席有关渡口和三线建设的指示家喻户晓，连老人和小孩都知道，渡口建设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觉。安以文也并不像江青说的，是所谓“叛徒”安子文的弟弟。渡口市的主要领导干部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们是努力执行和宣传毛主席有关渡口建设的指示的，渡口建设的实绩本身就是实证。应当肯定地说：渡口并没有被什么坏人所控制，而是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那么，渡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根据广泛调查占有的事实材料，得出结论：由于渡口偏僻，交通不便，又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这里的领导和群众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了解得晚些，也少些，直到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市委改组后，渡口的群众组织才聚集起来沿金沙江游行，庆祝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对如何开展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主张要先试点，有的主张立即全面铺开，有的主张有步骤地分批分期开展。当时在成都的李非平打电话传达了省委的要求，他们才勉强要各单位党委书记，分区分批地开展运动。由于思想没跟上形势，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顺打歪风邪气，横扫牛鬼蛇神”、“西瓜要摘，芝麻也捡”，仍强调“把渡口建设成打不烂的备战基地是最大的政治”，并要求运动要坚持“以提前建成钢铁基地为纲”。这样一来，大字报多是揭发本单位内部人和事的，斗争矛头不但没有指向“当权派”，反而指向了各单位的职工群众，渡口市委领导自然就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后来，群众的大字报蜂拥而来，揭发市委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安以文是负责政治工作的，自然首当其冲。加之在19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安以文就受到了批判，他此时害怕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就组织机关干部对群众的批判进行解释与反驳。这样，群众的愤怒就愈益集中到他身上。还在1967年初，安以文就被全市十多个群众造反组织罢官，限制行动自由，勒令他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组织的审查批斗。
我们到渡口时，市委和建设指挥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成都军区在1967年1月4日传达了总参的电报，命令以铁道兵第五师为主，会同市人武部和附近驻军，共同组成“联合指挥部”，负责组织指导渡口的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铁五师政委袁岩波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渡口的情况是复杂的，除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外，由于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调来，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也严重。”他们准备在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后，在弄清情况、分清性质的基础上，引导群众组织大联合，逐步建立和健全生产领导班子，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使生产停顿的开工，生产下降的搞上去。他说：“渡口的建设不能被拖延，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建设要快，但不能潦草’的指示，早日把渡口建设成‘打不烂的备战钢铁基地’。”
通过一个来月的采访与调查，我们有根有据地如实向“记者站”汇报：渡口的领导干部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们是努力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的。应当肯定地说，“渡口在我们手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在这里确实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