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悠然见“南山”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钟南山一家最终选择留在了广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家遭受了巨大的变故。父亲由于以前的留学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勒令退休在家。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那时因为不堪红卫兵和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了。
记者：您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这件事对您的家庭应该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钟南山：这个打击很大！我们背上了所谓“背叛革命”的包袱。但是我想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我父亲。那时候完全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有歧视，把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出过国的。我的父亲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原来是党员，那时被开除出党，后来拨乱反正要恢复他党籍，他就坚决不同意。因为当时他没有看得那么远，只是看到共产党内的这种极左思潮，所以他坚决不恢复。
记者：他是非常耿直的，不会随波逐流，在那个情况下，我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钟南山：对，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后来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有现在这个路线的。
钟南山的父亲因受冲击而被停职在家，但当他看到很多基层医院很难用上先进仪器，只能靠简单的症状体征来进行诊断时，他硬是靠着几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写下了50多万字的《儿科诊断鉴别》。这本书凝聚了他40多年的从医经验。
钟南山：这本书我记得他写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当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他看书的时候需要闭着一只眼睛来看。我记得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曾经跟我说过：每天一早第一个到的就是他，一直坐到晚上。最后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后来这本书据我所知，1979年出的第一版，1993年已是第六次印刷了，很受欢迎。不过，他得到的稿费是很少的，我印象那个时候是得了1500块，已经是很高了。但是他把其中的400块给了帮他抄书的一位温秘书，另外1000多块就全部买自己的书，送给他周围的人。
记者：您这一家子，您的父母包括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
钟南山：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一条底线，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怎么样，那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是怎么样的。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造就了钟南山正直敢言的个性。在2003年3月“非典”最为严重的时候，当有关部门发布“非典”已经被控制的消息时，钟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否定了这个说法。
记者：“非典”过后您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您能按照事实真相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点也是您父亲带给您的吗？
钟南山：是的。在“非典”的时候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我记得第一天把我们叫去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当时我记得差不多有七八个记者，各国都在问现在病情的控制情况，当时我没有表态。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问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说现在已经控制得很好，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就说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像我们这样搞专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事实。
记者：事后您的领导对您有什么反应？
钟南山：我的直接领导很尊重我，包括省卫生厅，很多部门还是很尊重我们的意见的。
记者：当时您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钟南山：有受到一些压力。我很长时间没有露面，曾经也病过。后来要组织一些记者通报一下“非典”的一些情况，我通报了以后，报纸上都没有发表，我就感到我的想法和讲法不一定适合某些人的愿望。
记者：对于这样的情况您自己怎么想？
钟南山：我没怎么想。我觉得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来没有过要调整自己的想法。
记者：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在您身上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开始发生作用。比如说您的父母，您的家庭。这种学术家庭对您的影响，尊重事实的学术态度对您的影响，还有比如您作为运动员的坚持，这样的精神和心态对您的影响，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作用。
钟南山：说得对。我想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
努力没有白费
钟南山最初做医生时，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误诊，但也正是因为那次误诊，才有了后来大器晚成的他。从北医毕业后，钟南山留校担任辅导员，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母的身份，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1971年，35岁的钟南山决定离开北医，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初到医院时，他便向领导表明想做胸外科医生，但领导却说：“都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于是钟南山被安排到了急诊室。
一天，急诊室接到一个要求会诊的电话。
钟南山：广州郊区有一个叫罗岗的结核咳血病人，医院让我把他送到结核病防治所，我接受这个任务就去了。当时很困难，救护车是用人在前面摇铃“当当当”这么去的，路上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到了之后，我看见这个病人脸色苍白，还在吐血。当时卫生站的人说，这个病人一直有肺结核，所以看起来是结核又发作了咳血，我没想太多就把他接过来了。在路上看到他又吐了两次血，吐出来的血是咖啡色的。这实际上是很强的一个指示，要特别注意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而我却想当然，特别是当地卫生所说这是结核咳血，所以给他止血以后就送到结核病防治所了。当时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完成任务了，回来睡了一晚上。一大清早主任把我叫来，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昨天接的什么病人？我说，接了结核的病人。他说，不对！人家结核病防治所说，这个病人不是结核咳血，是呕血。
钟南山迅速把病人接了回来，但是病人已经大量失血。外科医生紧急剖腹后发现，原来是一根鱼刺刺中了病人的胃小动脉引起了大出血。这件事发生后，领导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要给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一位同事对调，恰好那位医生叫郭南山，病房以“此南山非彼南山也”拒绝了。
钟南山：实际上是不想要我了。那一次我自己是非常不愿意的。他说我累，我说我不累，不肯离开。从那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记者：我想这件事情对您的打击也非常大吧？
钟南山：我有个习惯，对于那些严重的打击，我常常会把它变成动力。
记者：这可能跟您运动员的性格非常有关系：不怕失败不怕摔倒，站起来还要继续跑。
钟南山：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记得我在半年内轻了4公斤，但是我写了4本笔记，每一个病人都很长很长，经过这半年之后我进步很快。急诊室大多都是一样的病人，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脑血管之类的，这些主要病症掌握后就能够应付自如了。后来我记得一个姓伍的护士长说，你现在已经达到主治医生水平了。当时我非常高兴。
自误诊事件后，钟南山开始非常留心每一位同行医生如何询问病情、开单治疗。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不让人说他是“白专”，他常常在夜间独自跑到心电图室锁起门来偷偷读书，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将失去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地捡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钟南山成为我国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生。不过，他的留学生活也是从大家对他的否定开始的。1979年，已经43岁的钟南山过关斩将，获得了现代医学的重要发源地——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资格。但是他刚到爱丁堡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一封非常不友好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