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悠然见“南山”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钟南山：他在信中写道：你要注意一点，你们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八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的话，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因为当时中国教育部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是学习两年。
记者：这和您在急诊室遇到的情况一样，让您自己找后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钟南山：因为不可能有后路，只能往前走，所以我想你既然给我八个月，那我就先做好这八个月。
记者：您觉得八个月的时间足以证明给他看？
钟南山：不好说，那个时候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特别是语言也有很多困难。
一次，钟南山到爱丁堡大学的纤维支气管镜室参观，一位英国医生边做检查边得意地对他说：“我已经做了300多例了。”钟南山当时没说话，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告诉那位医生他已经做了2500多例他们也不会相信。在那种被歧视的环境下，钟南山开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课题。这时他发现跟戒烟有关的项目很符合自己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方向。他的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也曾用公式进行过推导，但钟南山对结果有些怀疑，便决定用自己做实验来验证这个公式。为了做这个实验，钟南山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让护士一次一次地抽他的血进行检测。
钟南山：一氧化碳就是煤气，吸入时要逐渐把浓度增高，吸入到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就觉得头晕。当时护士问我够了吧？行了吧？因为以前我估计这个曲线恐怕要到18%才能够做得比较完整，我说继续吸入。后来吸到22%，我想可以了，我就让护士停了。
记者：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相当于煤气中毒？
钟南山：那个时候头是很晕。大概相当于一个钟头抽60多支香烟。所以我有几天不舒服，后来在两三个星期里头共抽了800多CC血，经过几次重复，把这个曲线做得很漂亮。
记者：这也幸亏您有一个运动员身体的底子。
钟南山：有一次弗兰里快下班了，无意间到实验室来了一下。看见他来了，我就跟他说我做了一些实验请你看一看。他看了以后，我对他说，你原来那个数学计算方式有的对，有的不对。他说，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根据这个实验。我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曲线是这个样子，你计算的曲线有一部分跟我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我又说了为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抱住我说，你这个实验太好了，一定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Britain Medicine Council）那儿去发表。
记者：这一下彻底对您认可了？
钟南山：那以后他就给我很好的条件了，当然他也问过我以后打算怎么样？我说，你不是说八个月吗？他说，不要紧，你爱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那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取得了一些胜利，所以我那一天非常高兴，就在爱丁堡一个很漂亮的城堡下坐到很晚。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被认可了。
记者：这整整用了您三个月的时间？
钟南山：对！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血。这个时候我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很累的时候，就把弗兰里的信拿出来看，看看他说“超过了八个月，对你不合适对我也不合适”。我一看就精神了，结果试验做出来了。所以我想：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实他的价值和存在！
更重要的是，多培养点关心病人的大夫
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每个星期四下午是钟南山出专家门诊的日子。在护士手里保存着两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预约钟南山的病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按照人数估算，预约的他病人已经排到了第三年。
钟南山：排到第三年说实在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时候病人要么好了，要么死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及时的治疗。现在我接触的病人是一年前预约的，全国各地的都有。
记者：应该有许多病人都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医生能够给他们治疗。
钟南山：可能是因为“非典”的原因，所以知道我的人多一点。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病人看病，就是找大夫。除了从大夫那儿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以外，很重要的是从大夫那儿得到对病人的认可、尊重和同情。这条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跟病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病人很信任你，有些药的作用就会大一点。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多培养些关心病人的大夫。
每个下午，钟南山看病都要从两点一直看到七八点。为了提高看病的效率，诊室里的三张桌子全部派上用场，每看完一个病人，他就迅速换到另一个已经有病人等着的桌子前。2005年5月，钟南山出任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从此，他比以前更忙了，开会和门诊经常发生冲突。
每周三上午钟南山都要到重症监护中心查房。这个监护中心曾经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的首位“非典”病人，从此也成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主战场。那时钟南山连续工作36个小时，病倒在这里。“非典”过后，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为此，他的心脏里放入了一个支架。
记者：在大家的印象中您应该是个非常强壮的人，没想到您会做心脏手术。
钟南山：当时我在北京主持几个会，非常疲劳。下午主持完会之后又去游泳、茶座，一直到凌晨一点半。后来回到了广州，第二天非常疲劳，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又找我去比赛羽毛球，赛了三场后非常疲劳了。第三天早晨觉得心口疼痛，到医院检查，做了个心血管的造影，发现右侧的回旋支有一点儿堵了，就在那儿放了一个支架。这个说来，恐怕主要是跟我工作负荷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运动过量有关系。我自己呢，说难听点，就是虚荣，觉得自己很不错。在大家看来，很多事情我应该量力而行的，我现在就体会到了，所以非常注意，还是照样有运动，包括游泳、跑步，不过篮球今年暂时不打了。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又不会超负荷。
记者：在“非典”前后，您个人感觉，您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钟南山：一个是更忙了，一个是事情头绪更多了，还有一个是讲话要更谨慎。
记者：讲话要更谨慎？
钟南山：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儿。以前呢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那些我认为是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的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
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总是尽量回信或者把信转到相应的科室。在同事的眼里，钟南山比“非典”前要管的事多了很多。
赖克方（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的同事）：所谓“非典”结束，那是对一般的社会人员来说的。但是对于钟院士、对于我们呼研所来讲，“非典”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结束，还有很多科研任务、科研课题需要做，还有“非典”会不会复发也是需要考虑的。许多人见到钟院士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很年轻，但实际上经过“非典”后，我们都觉得他明显要比以前老了。
记者：对您来说，在整个人生经历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信念？
钟南山：人应该有点追求，我想主要是这个，这是初中时一位老师给我的影响。他说，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该生活在理想中。我到现在觉得也是这样。尽管现在都70多岁了，但还是有理想、有想法，所以还有个奔头。
记者：您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钟南山：我的近期理想是，希望我们研究所能争取成为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我们有几个课题和项目，比如说一个治疗肺癌的药物能不能最后得到认可，得到广泛的试验，能够真正成为临床常用的药物。现在都已经快接近了，我想我可以达到的。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