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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作者：贾巨川
杨家沟会议结束之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回到西北局驻地后，无心欢度1948年元旦佳节，便到绥德、米脂县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开会，以全天时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他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并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最后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
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座谈，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他还走出窑洞来到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上书言纠“左”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2）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3）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4）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5）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灼见的信后，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1月4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及各县土改工作，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在致信西北局和中央的同时，习仲勋开始了深入调研。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7日、8日两天，他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9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中共西野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群众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用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