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作者：贾巨川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5日、16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17日，又召开了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
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团会议，同90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作出决定，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1）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上一级的批准。（2）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3）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4）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5）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7）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8）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9）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土改运动中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复电习仲勋：
(1)19日来信完全同意。
(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同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2月6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2月8日，习仲勋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他一再强调：“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肯定，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