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听黄方毅谈父亲黄炎培
作者：陈小丽
记者：您父亲与毛泽东的友情也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
黄方毅：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缘于一场演讲、几本图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1920年5月，父亲邀来华访问的美国哲学大师杜威到上海举行讲座。布告一发出，就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毛泽东也在其中。父亲在讲演中极力抨击传统教育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数字，每百名中学毕业生中，升学的有多少、失业的有多少，数字翔实、有理有据，说明了传统教育已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这场讲演给27岁的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所以，1945年父亲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前来迎接，握着父亲的手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
而父亲也倾慕毛泽东已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奔走国事，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三个月中竟往返9次。那时车舟不便，路途很费时间，他便通过读书来消遣。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毛泽东自传》等等，对这位早已闻名遐迩的中共领袖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心中很是向往。
记者：黄老当时为什么要访问延安呢？
黄方毅：1945年，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王若飞登门拜访父亲，送来了刚结束的中共七大的有关文件，尤其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当时国共关系处于僵局，父亲拜读后很想再次推动国共和谈，便与几位社会贤达一起拜访蒋介石，请求恢复和谈；另一方面，通过王若飞向中共转达此意，于是促成了延安之行。
这年夏天，父亲与国民参政员储辅成、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冷御秋等7人，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邀，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他们一行。在延安，他们受到了中共友人热诚接待，父亲见到了不少他昔日的学生、老友，如周扬、王明、张仲实等。范文澜来向父亲深深地鞠躬，说他自己是42年前浦东中学第一期学生，父亲亲自教过他。陈毅等来相见，告知留法出国前夕，父亲曾开欢送会送行，这些父亲自己早已记不起来了。
记者：也就是在这次延安之行中，黄老提出了著名的“黄氏周期率”？
黄方毅：对。父亲在延安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感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他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他参观了那里的工厂、住房、学校、医院、医疗队等。他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派同国统区全然不同的新气象：人们面色红润，精神振作；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在延安，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一般不称其“头衔”。他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眼前是美好的，然而他担心，将来如何？于是，当毛泽东问父亲感想怎样时，父亲就说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黄氏周期率”：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父亲对此是认同的。
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番对话，即使从60余年后的今天来看，也还是值得回味的。
记者：此次延安之行对您父亲的思想、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黄方毅：延安之行是父亲一生的重大抉择，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延安归来后的父亲与以前大不一样。
延安归来返渝后，友人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于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父亲口述，母亲姚维钧执笔，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成《延安归来》一书，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国统区人人传诵，争购一空，又重印数版。正是《延安归来》一书，记录下父亲同毛泽东之间那段著名的对话，方为世人所知。
同时，通过在延安考察，父亲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军队将领多次接触，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延安归来》中写下这样的话：“鼎鼎大名的各位高级将领，外面没有见过的总以为个个都是了不得的猛将，说不尽的多么可怕。哪里知道天天见面谈笑真是故人所说‘如坐春风中’。”
当然，父亲也为此付出了代价。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我们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父亲正在政协开会，母亲正怀着8个月的我。1949年，二哥黄竞武被特务抓去，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泽东极为震惊，令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重金营救，然而无果。黄竞武未供出任何机密，宁死不屈，被打断腿活埋了。闻讯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我家慰问。
1950年的万言书
记者：黄老在新中国成立前，虽然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先后多次力邀其做官，但他一直拒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破除自己不做官的“传统”，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出山”的呢？
黄方毅：1949年2月，父亲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北上。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来到北平西郊。父亲同各界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并随同毛泽东等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当晚，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与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欢宴庆贺。父亲十分兴奋，这是他与毛泽东四年前延安相见后的重逢。
次日，毛泽东夫妇邀我父母到其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共进晚餐并长谈至深夜。毛泽东听父亲汇报完创建民建的过程后，极为欣赏，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父亲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他再三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希望父亲迅速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父亲接受了这一重托。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
应该说，父亲当时对毛泽东是从内心深处钦佩的。共产党人公而忘私，为贫苦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从小苦出身的父亲，他长年所追求的人类平等、社会正义的理念，在共产党的许多政策中间得到了体现。所以，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