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听黄方毅谈父亲黄炎培
作者：陈小丽
记者：在做了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之后的黄老，还会像在延安之行中那样，直接向毛主席直陈己见吗？会不会有所顾虑？
黄方毅：父亲从政之后，他认真之风如旧，直言之习不改，虽已70多岁高龄，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向毛泽东、党中央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泽东经常向父亲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父亲就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晤谈。父亲向母亲交代，任何时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共领导来请，都不得延误。有时候，他从毛泽东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要伏案疾书。
当然，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父亲对一些政策并非是件件都理解和同意的。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他是有所保留的。对不同意见，他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致信表达，有些是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但无论如何，就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父亲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
记者：您父亲直谏、敢谏，恐怕与当时毛主席善于“纳谏”的态度分不开的。
黄方毅：确实如此。与父亲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泽东对父亲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他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父亲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泽东都欣然接受。
父亲从1949年开始，亲笔给毛泽东书信一百零几封。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时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毛泽东亲笔写给父亲的书函有60余封。有的信吐露重要决策，有的则是寒暄问候，有的长达数百言，也有的短短百余字。信函往来中，有政见相同时的拥戴和好评，也有政见不同时的商榷；有一般的友情致意，也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毛泽东字润之，父亲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父亲多称毛泽东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泽东称父亲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应当说，毛泽东与父亲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始终以礼相待，客气相往。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在大家都认为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父亲连续两次上书毛泽东，直陈时政弊端，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不少建议得到采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肯谏、敢谏”与毛泽东善于“纳谏”之间的互动关系。
记者：现在提到黄老，大家熟知的都是“黄氏周期率”，知道您所说的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在这里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黄方毅：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下，全国范围内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战线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在金融战线上，经过银元、粮食及纱布两个回合的较量，扼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势头。1949年底开始，物价趋于稳定，财政状况逐渐好转，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也逐渐形成。对此，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然而，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父亲，当然也收到许多信息，惯于忧国忧民的他，心情难以平静。
1950年4月17日，父亲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以信函形式寄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4人，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等问题，并提出纠正的五项措施：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县长，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这封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
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父亲，谈了两个半小时。父亲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陈述，同时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之后，二人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促膝长谈，商讨父亲所提出的补救办法。临别时，毛泽东再嘱父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父亲极为兴奋，虽已连续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并为之感佩。
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28日，他又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写信，共7000余字，急呈毛泽东。信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关于农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第二大部分是“我的看法”，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大部分是“我所贡献的做法”，提出了五项建议，即重新审核各种税种、税则、税率，在不致引起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酌量放开贷款、定货购货等，扩大对外贸易，向农民抵押放贷，以文告形式说明将有新的措施，过去不合理的都将予以纠正。这五项建议应该说是一整套经济政策，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领域，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成立后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
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未能付诸实施。但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来说，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应当说，对于父亲的这两次上书，毛泽东是接纳的。对此，父亲很感动，他在5月30日的日记中写下了“今如愿了”四个字。几个月后，父亲又亲笔书写条幅：“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并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记者：从前面所谈的内容看，黄老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的复兴富强而努力，他兴办教育、创建民主党派、出任新中国副总理，以及他的直言敢谏，无不是围绕着这个目标。
黄方毅：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1965年12月21日去世的，当时阶级斗争的气氛已经愈演愈烈了。然而在他尚清醒之时，只要他认为可行的情况，依然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坚持正义。父亲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为被打倒的党内老同志李维汉评功摆好，台下人群试图打断他的讲话，但他不为所动，照讲不误。他完全是出于公心，丝毫没有考虑自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真、李维汉、邓颖超、胡耀邦、习仲勋、姚依林等均对父亲有过好评。父亲身后，陈云等对他有过直接的评价：“黄是好人”。1991年，陈云在接到父亲的故居开放请求题字的信当天，推掉其他索字排队，先题了字。值得一书的是，2005年5月,我应老校友薄熙来之约去玉泉山看望当时已届98高龄的薄一波老人。作为55年前这桩往事唯一健在的当事人，薄老听着我的陈述，不住点头，凝视着我，仿佛在我身上找寻着当年父亲的身影。之后说话已有困难的他一字一字地吐音：“黄——炎——培——好……”约定的20分钟见面时间已过，老人却不让我离去，嘴唇颤抖着，眼中闪现晶莹的泪花。
历史就是这般，一代又一代，在曲折中传承，在反复中发展。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