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作者：王梦奎

　　三是关于市场体系建设。《决定》第三部分讲市场体系建设，根据当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调“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尽快取消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关于生产要素市场，《决定》强调：“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着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这里，经过很多讨论才确定下来的，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三大直到十四大，正式文件使用的都是“劳务市场”的概念。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劳动者出卖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或者“劳务”，因为“劳动”或者“劳务”是在劳动者和雇主交易行为发生后才进行的，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精辟的分析。单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不必说，经济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以后之所以回避“劳动力市场”的提法，顾忌的是，说劳动力是商品，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相矛盾，担心引起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在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和其他一些同志建议，把“劳动就业市场”改为“劳动力市场”，认为这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根据起草组分工，高尚全、张卓元、郑新立同志负责起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一部分，高尚全就这个问题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江泽民同志把这个报告批印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在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起草组也请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提法。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采纳这个提法。
　　四是关于宏观调控。《决定》明确规定要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决定》稿时多次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说没有制动器的汽车是不能开的。《决定》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关于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规定。财税体制，主要是从财政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税制。金融体制，主要是加强中央银行的职能，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分开，以及汇率并轨。我国政府肩负着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责任，而当时由于多年实行权力下放和财政包干制度，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到20%以下，中央财政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降到40%以下，在世界上都是比较低的，已经影响到政府宏观调控职责的履行。金融秩序的混乱助长了通货膨胀，已经危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实行分税制和金融体制改革，都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决定》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要给省一级宏观调控权。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因为宏观调控有特定的含义，是指通过调控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宏观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不能实行两级调控。当然，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来是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需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赋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必要的经济管理权力。《决定》在关于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部分，有一条是专讲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当时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分几年逐步提高到57%左右，是国务院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反复磋商才确定下来的。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对于改革方案能够达成共识，说明地方是顾全大局的，也说明中央领导是强有力的。
　　
　　四
　　
　　《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结合进行的。在成立起草组的同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分别就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和目标、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所有制和国有资产管理、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对外经济体制，以及法制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调研组由有关部委牵头，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亲自抓，总共有300多人参加。在6月2日起草组全体会议上，曾培炎同志就专题调研的组织和工作进度作了部署。从6月22日到8月10日，由温家宝同志或者曾培炎同志主持，调研组分别向起草组介绍情况，交换意见和讨论。这些会我全部参加了，总的印象是：综合部门，像财政和金融，讲得深些；专业部门往往反映本部门要求，但也提供不少鲜活具体的情况和分析，对起草工作很有好处。这些专题调研为起草组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专题调研中许多好的意见被《决定》稿吸收了。此后多次中央重要文件，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的重要决定，都组织有专题调研，形成一个好的传统，对文件起草和科学决策有很大帮助。
　　《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改革的重大决策同步进行的。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十四大精神，针对当时存在的货币投放过多和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膨胀、财政困难加剧、经济发展 “瓶颈”制约强化，以及通货膨胀加速等亟需解决的问题，于1993年6月24日颁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16条重大措施。中央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强调要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中央的果断决策对于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全会闭幕之后，国务院迅即召开全体会议，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李鹏同志于12月1日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1994年的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国务院在很短的时间内，于1993年12月15日、12月25日和1994年1月11日，分别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重要的改革方案，是十四大以来一年多实际工作的成果。改革方案的研究，许多是朱镕基同志亲自主持的。《决定》所说的改革措施，有不少实际上是对酝酿已经比较成熟的方案的确认。我当时参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这方面的会议，知道改革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也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之大。像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绝不是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能够做到的；即使设计了方案，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改革也是难以推行的。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列席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提纲和《决定》稿的多次会议，深感中央不仅高度重视，而且对实际情况和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清楚的了解。讨论都是很务实的。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得到反映，一时难以决定的问题容待继续研究后再作讨论。文件起草过程也是不断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文件起草的难处有深切理解，所以多有体谅而并不苛责。起草组同志都有高度责任感，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内部讨论是各抒己见和畅所欲言的。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氛围，使每个人在起草工作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高。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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