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

作者:卢 荻




  谷牧这次谈话,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对我们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推动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
  
  卢:当年您是怎样与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以及袁庚等人商定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的?
  刘: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我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卢:广东与交通部何时转入实质性商谈的?
  
  刘:1978年12月18日,叶飞、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们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袁庚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l月6 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他和同是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又接着说: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指袁庚——笔者注)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谷牧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双方着重商谈了工业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我听了传达之后,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个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粤办字〔1979〕14号文件形式下发。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979年上半年,蛇口工业区进入紧张的勘测设计阶段,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现场。7月20日,工业区破土动工。同年1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与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
  1981年2月25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当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会上,袁庚提出急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重申蛇口工业区进口区内生产建设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出口区内生产的产品,实行免税,开放蛇口港口等问题。任仲夷在讲话中强调,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并表示,只要省委能办到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才能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我在讲话中也尽量满足了袁庚提出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蛇口工业区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蛇口工业区一再地要求授予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省政府先后批准关于设立蛇口工业区口岸、蛇口工业区与香港通航等文件,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是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但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1984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份,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防工办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机场开通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待续)(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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