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创办始末
作者：俞 邃
四、杂志机构、人员和出版发行
杂志1958年9月出版创刊号时，编委会由11个党的12人组成，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党中央委员，个别还是政治局委员。这些编委是：鲁缅采夫（主编，苏共中央委员、原《共产党人》杂志主编）、赵毅敏、加伏里契克（捷克斯洛伐克，两名秘书长之一）、卡纳巴（法国）、格律皮（意大利）、科瓦尔契克（波兰）、季斯曼杨努（罗马尼亚）、贝尔格（民主德国）、德拉格涅夫（保加利亚）、拉科什（匈牙利）、阿尔别季（阿根廷）、科利昂诺夫（苏联，两名秘书长之一）。还有一些党的代表称特派记者，参加编委会会议。他们是：阿尔瓦拉多（危地马拉）、阿尔瓦列斯（西班牙）、阿马多尔（洪都拉斯）、吉本斯（英国）、久海尔斯特（加拿大）、金学声（朝鲜）、莫利恩（荷兰）、拉宾诺维奇（奥地利）、米原昶（日本）、萨德（巴西）。有些党的代表不久就换人，如罗马尼亚的季斯曼杨努，杂志创办不久便被调回，由波别斯库代替；后来又换成原驻华大使查哈列斯库。日本和巴西的党代表去得晚一些。我在编辑部工作期间，绝大多数党代表没有变更。
编委会下面设立了若干个部。最初设立的7个部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部、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部、党的生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部、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部、哲学和书刊评介部、文化部、新闻和联络部。部主任多由苏联人担任。例外的是，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部第一任主任是我国的张仲实。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部主任由法共代表卡纳巴兼任。
各党代表和各部负责人，特别是一般工作人员，普遍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匈牙利党代表拉科什和奥地利党代表拉宾诺维奇经常来同赵毅敏畅谈并征求意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印尼党代表是我们宿舍亲热的邻居。哲学部主任、苏联著名哲学家斯捷潘年，多次对我谈起他非常钦佩毛泽东哲学思想。担任过社会主义建设部副主任的扎格拉金（后来多年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还当过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与我们相处甚笃。主编鲁缅采夫虽然作风比较武断，但对中国还是尊重的，特别是晚年，80多岁高龄了，还经常去我驻苏使馆作客。1991年5月我作为工作人员随江泽民总书记访苏期间，在使馆招待会上遇见鲁缅采夫院士，叙旧并合影留念。他盛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诚恳地表示当初在布拉格与中国同志合作期间有“失当”之处。
杂志出版社归编委会领导。鉴于出版社设在布拉格，加之行政事务性工作的需要，所以工作人员中捷克人几乎与苏联人等量。
杂志创刊后，先后用俄文、中文、保加利亚文、捷克文、德文、匈牙利文、波兰文、罗马尼亚文、阿尔巴尼亚文、朝鲜文、越南文、蒙古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有的国家因受政治条件限制，换个名称，例如有一种英文版本称《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在拉丁美洲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称《国际杂志》，但规定副标题注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中文本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整个工作由中联部主管。
在编辑部工作尚属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党对杂志是热心支持的。从1958年9月创刊至1960年9月，两年内杂志上共发表中国作者的文章和书评12篇，并刊载过中共中央的决议。我们党还派孙冶方和于光远参加了1960年4月召开的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座谈会。在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云评价苏联七年计划答编辑部问；杨尚昆纪念莫斯科会议1周年的文章；李富春、薄一波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篇文章；徐冰关于中国统战工作的文章，等等。这些文章曾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反响。而在编委会讨论过程中，几乎都要遇到主要是苏联人（特别是主编）不同程度的干扰。赵毅敏每次都要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有时让他们修改后再指出其不合理的地方，直到妥善解决。
1959年10月下旬，在布拉格召开过各国版本负责发行人员会议。共有20个党派人参加，中方出席的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周保昌。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就杂志的发行办法、宣传介绍和篇幅装潢等进行经验交流，确定今后扩大发行的具体措施（当时苏联发行俄文本20万份，中国发行中文本15万份）。这次出版发行会议起到一定的交流和动员作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从会议各方面的反映来看，杂志办得并不怎么好。普遍认为杂志篇幅大，“太笨重”，文章深而长，“过于理论性”，有时间读和能读懂的读者有限，广大工农群众更是看不懂，也买不起。有些党采取行政手段扩大发行量，收效也不大，半数订户不阅读。至于杂志的内容，许多人提出要加强报道性，更多地解决好理论性和报道性的关系，认为不可能把每篇文章都写成对所有党都有指导作用。这些意见同我们党在办杂志前的考虑是吻合的。苏联人所作的会议总结发言，未经编委会讨论，强调杂志的“国际性”，应注意“根本性的问题”，仍企图以杂志来指导各国党。对此，有的党提出批评说：“难道杂志的社会主义建设部、党的生活部比我们党中央政治局还要高明吗？”
1960年莫斯科会议、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中出现新的复杂情况，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变坏，杂志上甚至出现指责兄弟党的文章。赵毅敏不得不经常逗留国内。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以赵毅敏的名义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委会去信，指出杂志已变成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因此，中共不能再对杂志负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中文版已无法出版。随后我们留守的中国同志全部撤回。中文版停止发行，内部印至1965年12月。
五、紧密团结的中国同志集体
我们党派往编辑部的同志，在赵毅敏同志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富有战斗力的集体。限于篇幅，只能简单涉及。
我们人数最多时6人，经常5人，被称作“中国组”。赵毅敏同志、张仲实同志（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凌莎同志（赵毅敏同志的夫人、助手，原北京师范学院院长）都是1925、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前辈。我去布拉格不几天，张仲实同志奉调回国。担任翻译工作的先后有徐坚、我和崔松龄。打字员罗运潮兼做机要秘书工作。
赵毅敏同志的高尚品德是我们的榜样。苏联人曾要他担任副主编，他从大局出发，不赞成，在代表团致中央的电报中提到“赵毅敏同志特别强调这一点”。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通晓英、俄语，但从不宣扬自己。他对年轻人总是循循善诱，绝无疾言厉色，是一位可敬可亲、既严格又宽厚的领导和长者。
我们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工作的几年，是战后国际共运开始出现波折的几年，是中苏两国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几年。这一页历史教训，值得认真地研究总结。杂志结束了，然而，创刊会议决议中为发展和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是辉煌的。杂志编辑部所在地的国情发生了变化，然而，那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怀念和追求，如同布拉格的绮丽风光和伏尔塔瓦河的清澈流水一般，是不会泯灭的。我们党派去编辑部工作的领导同志已经作古，工作人员也都进入暮年，然而，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将会得到传承和发扬。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