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
作者：苏维民
杨尚昆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会议开了半个多月，已临近春节（2月5日），大家都觉得该结束了，纷纷要求同中央领导同志照个相。1月28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工作人员共8000多人，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合影。从下午2时开始，到3时40分结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这么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创举。”
但是，会议没有结束。许多人反映，想说的话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等等。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月29日，毛泽东就在大会上宣布，要 “趁热打铁”，让大家把话说完，会议延长到春节前闭幕。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为了防止小组会上压制民主，中央几位常委分别下到各组会场坐镇。刘少奇去了安徽组，周恩来去了福建组，朱德去了山东组，陈云去了陕西组，邓小平去了四川组。由于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场，会议气氛顿显活跃。地、县一级同志纷纷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书记提意见。2月1日，毛泽东又决定，会议再延长几天，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过个春节。2月7日，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总理讲话以后，大会闭幕。
会议期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讨论稿）》，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1月17日，又由杨尚昆主持讨论了习仲勋起草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会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
七千人大会期间，杨尚昆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要听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还要处理日常事务，每天搞到深夜，连续20多天，实在支持不住，最后终于病倒了。大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杨尚昆离京去外地休息了几天。2月19日，杨尚昆又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参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他身体仍然疲乏，勉强支持着。
西楼会议和中央精简小组正式成立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刘少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时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指出，现在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三年恢复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恢复经济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无论从临时办法看，还是从长久考虑，都必须如此。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
减少城市人口，既然是看准了的克服困难的根本措施，当然就必须坚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西楼会议期间，2月22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小组。小组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鹏8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中央精简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有关全国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务，随时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原由安子文任组长的中央精简五人小组即行撤销。
2月27日，中央精简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建立日常工作机构，设立办公室，日常工作由马文瑞负责；同时决定组织6个小组，分别去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大区深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杨尚昆又要中央办公厅派出两个组，在南、北方各选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考察“八字方针”贯彻落实情况并着重了解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几天以后，由群众工作组组长王愈明和工业组组长贾步彬各带一个组分别到了无锡和石家庄。
当时，各地、各部门总的来说对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决心不大，行动缓慢，存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对中央精简小组的工作抓得很紧，而且越来越紧，越来越具体。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反复阐明精简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精简工作中的各项政策。
当时，在一部分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主要是认为“形势在逐步好转，多用点人没什么”。“减人减过头了，生产受到损失，工作也削弱了”。“把成千成万职工送回农村是不是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变了？”等等。杨尚昆说：“我在干部中反复解释，特别是针对党要依靠工人阶级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搞清楚，依靠工人阶级不等于职工队伍越大越好。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的大小，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队伍大了，人员多了，首先就要多吃商品粮，农民负担不了，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很多人吃不饱，害浮肿病，就会影响城乡关系。工业内部关系不协调，也会给市场、财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这些对工人阶级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央决定减人，正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正是更好地依靠工人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依靠本阶级，永远不会改变。”
五月工作会议为精简工作打开局面
西楼会议两个月后，1962年5月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刘少奇主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根据西楼会议确定的原则，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人民是团结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的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情况明，思想通，决心才能大。要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两年或两年半完成。
会上，邓小平把调整经济、精减人员和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列为当时的两项中心工作。他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刘少奇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强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件事行动要迅速。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指挥部，要和中央精简小组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要立即妥善处理。他还说，许多事情，光精简小组负责不了，因为这不仅是精简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他说，我觉得减少2000万人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
5月11日，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减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基础。现在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要超过1000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争取超过2000万人。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族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立即行动，会议决定，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正式下发以前，先把周总理在会上讲话要点带回去，作为工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