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
作者：卢 荻
我和梁灵光驱车抵达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我明白这一番话的含义。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在海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裸体女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说：“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我深深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梁灵光在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作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任仲夷说，中央赋予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做了一些探索。但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改革开放，特别是创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旧矩，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 “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小平同志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变通”绝非“变相”。 “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进行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尚有差距。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人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它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我到广东一年多的时候，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同志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