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
作者：卢 荻
经济特区“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
1982年初，广东改革开放面临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任仲夷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人的帮助，这次他还差点过不了关。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经济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要求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
1982年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等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
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不要轻易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我十分诚恳地说：“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我们广东和福建的领导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
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其中几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有的说广东工作“活”过了头，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等等。
会后，我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我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比如有位领导同志仍然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位领导同志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不又成了“四人帮”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吗？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话，都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8日，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之后，有些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因此，特召我再度进京。
2月19日，我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 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当天晚上，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我写了共4页纸的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耀邦看了两遍，说可以了。我问，要不要给赵紫阳同志看一看。胡耀邦说，不用了。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我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
根据中央的精神，回到广东以后，我提出三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过程中，我们注意掌握政策，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冒，大胆探索。尽管来自外省的议论不少，压力很大，但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和抓生产两不误，没有摇摆，因此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进。
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胡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
两省座谈会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同志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同志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1983年6月25日，谷牧又传来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巡，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广东之所以有今天，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