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我们参与了宣传雷锋的报道
作者：佟希文 李健羽
在从沈阳到抚顺的火车上，我们第二次同雷锋坐在一起，在这之前，我们抓紧空闲时间翻阅了他的笔记本。其中有的是日记，有的是学习心得，有的是读了书报后的摘记。时间太紧，我们看得并不仔细。但大致仍可看出，一个苦孩子出身的战士，对党对新社会朴素的报恩思想，经过学习、思考和社会实践，已经具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比较扎实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于是，在火车上我们的话题就从笔记本谈起。长期的军旅生活，使我们了解连队里的战士每天从起床到就寝，很少有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于是，我们就问他是怎样争取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告诉我们，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操课间隙、公出坐车等等，更多的是待别人睡熟的时候，用电筒或借助室外的灯光读书。我们问：“那你不困吗?”他回答：“越学越精神哩!”当时，还没有“钉子精神”一说，但我们感到他对革命理论的追求，确实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
在交谈过程中，列车员一走过来就向雷锋点头微笑。车厢中有工人模样的旅客，好像对雷锋也很熟。工程兵陪同人员跟我们说，若不是你们在和雷锋交谈，雷锋早就闲不住，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给旅客们端茶送水了。他总是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那里。车行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到瓢儿屯车站了。我们请雷锋多想一想，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特别是入伍以后，所经历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找时间再好好谈谈。他笑着点点头。
雷锋所在的独立工兵团临时在抚顺执行支援地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具体任务是协助修建钢厂新的厂房。雷锋所在连队是个汽车运输连。连队大部分人员住在成排的临时工棚里，只有连部借住在两间破旧的红砖房里。房间狭小，里间还搭着吊铺，整个连部人员都挤在一起。我们来了，人多住不下，文书、公务员不得不到排里借宿。在昏暗的灯光下，连队指导员高士祥热情地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介绍了雷锋在连队的表现。因时间已晚，加之不断有人请示报告工作，高士祥讲得比较原则，只提供了一些可供深入采访的线索。后来我们在深入采访中得知，高士祥对雷锋的成长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天，我们先找雷锋同班以及他同时入伍的战友座谈。因为绝大部分是入伍还不到一年的小战士，又是第一次与军衔比他们连首长还高的新华社记者面对面地交谈，都不免显得拘束，经我们再三地开导，他们才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开了话匣子，说了不少有关雷锋的生动事例。谈的最多的是乔安山，后来雷锋当了司机，他是助手。接着，我们又找一些连排干部特别是对雷锋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在一起座谈。开始，有的同志对雷锋处处节约、把省下的钱寄给灾区一类的事，还有点微词，说这是“出风头”、“想出名”等等。后来经过大家一起摆事实，讲道理，从雷锋的阶级出身、思想根源上找到了行为的根据，认识逐渐统一，并且补充了许多新的事例。
我们在雷锋连队期间，附近小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人民公社干部、建筑公司工会干部，先后主动前来向我们介绍情况，这对我们核对事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还去了雷锋常去的学校、公社、附近的居民家里。团政治委员韩万金非常喜欢雷锋，他不等我们到团部拜访，就到连里来了。他说：“雷锋从他的阶级本质出发，很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他告诉我们，他看过雷锋常揣在怀里的日记本上贴有一张英雄黄继光的遗像。他认为雷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榜样，就表示他想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韩万金对雷锋看得很透彻，针对当时不分青红皂白对雷锋的种种非议，他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主席讲一个人办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办好事可难了。雷锋办好事，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看见别人有困难就帮，看到国家有困难就上。一个战士省吃俭用节约200元钱，那容易吗?一下子拿出来支援群众走集体道路，支援辽阳灾区，稍有点私心能办到吗?”韩政委一席话，为我们认识雷锋打开了思路。
因为又有兄弟部队邀请雷锋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他不日就要离开连队，我们也需要消化已经掌握到的材料，就嘱托一直同我们一起采访的赵志华继续跟着雷锋深入了解，我们则先期回沈阳。我们虽在雷锋所在的连队只停留了两天两夜，收获还是非常丰富的。
掀起报道雷锋的高潮
在回沈阳的车上，我们从泛泛议论到排列成形的事例，觉得雷锋的事迹虽然平凡，却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这力量是什么？我们俩沉浸在不断的思索之中：当时我们国家虽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是绝大部分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忠于职守，发奋图强，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雷锋就是一位时刻不畏困难、见难思进的先进人物，特别是具有这种品格的青年当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称得上是在困难环境下出现的一位革命的好后生。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要使人们奔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雷锋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给人以鼓舞的。雷锋的精神力量，就在于他不忘阶级苦，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是非分明，不断地从毛泽东著作中汲取精神力量，把自己的生命同革命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
回到沈阳，我们一边消化材料，一边核对记录。不久，赵志华也回来了，并提供了经他整理的一些素材，我们便埋起头来开始“爬格子”。说真的，我们那时虽然都已经在新闻工作岗位搞了多年，但对如何写好雷锋这位平凡中见伟大的全新的人物典型并没有底。写了改，改了重写。写到动情处免不了鼻酸眼湿，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几个日夜脑海里净是雷锋。在写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得悉雷锋已于1960年11月8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此，文章就从“穿上军装还不到10个月的战士雷锋，不久前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开头。为此，我们完稿时的题目定为《党的好后生》。
通讯稿经过打印装订后，我们首先送给嵇炳前总编审阅。他看后，表示满意。接着嵇炳前又将稿子转给沈阳军区副政委杜平审定，杜平对雷锋的思想和事迹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批示：“雷锋同志的苦难，是整个阶级、民族的苦难。在解放前受到像雷锋同志那样遭遇的人比比皆是。他只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人中的一个。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翻了身，正为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忘我地劳动。可是有的人竟在短短的11年中忘了本，生在福中不知福。因此，雷锋同志这种精神显得十分重要，值得学习。现将此材料印发军区部队，结合‘两忆三查’运动，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