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作者:曾纪鑫



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严复这种与早年判若两人的具体表现,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曲意奉迎、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严复做的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严复晚年的个人思想与转轨,学界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模式,那就是早年激进,晚年保守,从孔孟开始,绕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归孔孟。这种分析论述固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掘进,就会发现严复的一系列重大转变,自有其个体的与社会的合理性。他的思想,前后看似分野悬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别而已。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所致,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助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关注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1920年10月29日,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在郎官巷一幢由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送的住宅中。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财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遣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走完了他那伟大而光荣、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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