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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作者：曹纪鑫
有副对联这样概括曾国藩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国藩而言，以他的个人努力及发展情形来看，这些似乎都不在话下。唯有“立功”一项，只有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于一身，从而达到为师、为将、为相的所谓“完人”。
从某种角度与意义而言，是太平天国起义“成全”了曾国藩。
一
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的机缘巧合。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并获准考试结束后可回乡探亲。当他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强调“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乡守制压倒朝廷公务，曾国藩立即换服奔丧，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汉，得知太平军正猛攻长沙，他便从岳州(今湖南岳阳)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阴、宁乡，经过近一个月的旅途颠簸劳顿，好不容易回到故乡白杨坪。这段非同寻常的奔丧经历，使得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曾国藩对战乱有了亲身感受，对太平军的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文化虚无主义产生了切肤之痛。
就在曾国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个月之内，太平军势力迅速扩大，兵锋所指，各地清军或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他们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国之势。朝野一片惊慌，咸丰帝清醒地认识到，清廷所倚重的国防力量——八旗、绿营，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强兴办民间团练的力度。所谓团练，又称乡兵、练勇、乡团、民壮等，是地方乡绅自行筹办的临时性武装组织。作为正规武装的一种补充，团练负有守卫家乡故土之责。
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接到一份清廷让其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作为一名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恢复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是他的职责与义务所在。然而，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惊胆战。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份奏疏准备请辞谕旨。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经从戎，古之制也。”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焘的一番话也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令其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义少。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还是存“人为”——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13年，不仅“饱更世故”，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后，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聚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韧耐劳”。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58％。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问锅和碗。莫派民侠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定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是伤透了脑筋。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最终，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二
作为一名从未经历战阵的书生，曾国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计成败得失、不顾安危祸福、抛却身家性命的准备。正如他在给江忠源(湘军初期统帅)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份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在征剿太平天国的历次战阵中，曾国藩两次自杀，多次留下遗嘱，随时作好自杀效命的思想准备，真可谓提着脑袋“干革命”。正是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热血青年。
1860年6月，曾国藩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在决定驻守地时，他从展开的地图上一眼便看中了群山环绕的安徽祁门。他认为祁门东连浙江，南达江西，既可有效地节制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四省，周围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个理想的军营驻扎之地。及至实地勘察，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祁门地势形如釜底，仅一条官马大道、一条蜿蜒小径、一条极窄的小河与外界相通，如果这三条出路被切断，祁门便是一处兵家所称的绝地。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作出驻扎祁门的决定，可奏折已上报朝廷，只有硬着头皮暂且住下。
幕僚们则纷纷劝说他及时离开祁门，另寻合适之地。正在这时，上谕已经到达，曾国藩认为随意更改决策会给自己的刚刚接任造成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于是使一意孤行，没有采纳幕僚的建议，并对再三劝谏的李鸿章厉声斥责不已。